圖：作家陶然於2019年3月9日逝世，享年76歲

　　七十年代初期以來，與《大拇指》、《詩風》鼎足而立的寫實主義派別，是《海洋文藝》。在《海洋文藝》上常發表作品的，仍然是阮朗、舒巷城、何達、夏易、海辛等人，不過新一代年輕作家也逐漸浮現，如陶然、東瑞、彥火、陳浩泉、金依、張君默等。這一批作家，多數是後來從內地南來香港的作家，他們在內地接受教育，與第一代左派作家有思想淵源，然而並不相同。至於新時期以後來港的內地作家，思想則與左派拉開了距離，不過他們在觀念上仍然是來自於內地。/趙稀方

　　陶然（1943-2019），出生於印尼，曾求學於北京，1973來港。1979年5月，當時籍籍無名的陶然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追尋》，立刻引起反響，中國作協副主席馮牧親自撰文高度評價這部小說。陶然登上文壇不久，即面臨「九七」。他1984年同時在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和大陸《台港文學選刊》創刊號刊登的中篇小說《天平》，是較早涉及「九七」題材的文學作品。《天平》仍然是愛情小說，然而「九七」政治使其成為了民族寓言。《天平》的結局當時引起了爭議，然而大浪淘沙，今天看來陶然對於香港「九七」的呈現是真實的。1985年的《人間》，標明陶然看待香港眼光的變化，具有象徵意義。作為主編，陶然自己在《香港文學》主要寫「編後記」，發表的作品不多。中篇小說《歲月如歌》是他發表於《香港文學》的主要作品（114），小說主人公對於生命的敬畏和對於時光的感喟，其實正是作家陶然自己的心境。人生無常，生命虛幻，愛情似乎成了一種確定性的標誌。這個時候，連花開花落的聲音都是可以聽見的。在敘事上，不再是故事、驚奇、教喻，而是心理流動、抒情性、夢幻，打開了藝術的境界。（編者註：作家陶然於2019年3月9日過世，享年七十六歲。）

　　東瑞（1945-）出生於印尼，1960年回國升學，1969年畢業於華僑大學中文系，1972年赴港定居。從下層做起，東瑞飽嘗人間辛酸，也形成了社會批判性視角。在1976-1979三年間，東瑞出版了十本書，名噪一時，這些書包括短篇小說集《周末良夜》、《彩色的夢》、《少女的一吻》、《系在狗腿上的人》，長篇小說《出洋前後》，中篇《瑪依莎河畔的少女》、《天堂與夢》，評論集《魯迅〈故事新編〉淺析》、《老舍小識》和掌故小品《南洋集》等，其中四個短篇小說集和二個中篇被新加坡選進電台節目，並被列入中學課外讀物。東瑞在《香港文學》發表了不少小說，其中有《幸運ABC》（20）、《他》（65）、《她》（74）、《書的故事》（76）、《香港節日：小小說三題》（79）、《頭像》（97）、《鎖》（133）、《清單》（142）、《失落的珍珠》（130）、《古董鐘》（147）等。東瑞關注底層，他在《香港文學》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幸運ABC》寫一位小人物貝達，生活沒有希望，幻想麵包博彩發財。在商家的誘惑下，他一次又一次地買麵包，最後麵包積攢了一屋子，也沒中獎，最後自己被麵包壓死在屋裏。這種批判反映小人物悲慘命運、批判社會陰暗面的主題，在東瑞的小說中較為普遍，也是批判現實主義的經典寫法。

　　彥火（1948-）即潘耀明，他雖然年輕，卻已經擔任《海洋文藝》後期的執行編輯。彥火1957年隨母來港，剛剛十歲，1983年又去美國留學，所以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南來作家。彥火1980年出版的《當代中國作家風貌》，是較早的收錄中國當代作家的著作，海內外報刊多處發表評論文章。後來他又寫出了續篇《海外作家掠影》。彥火特別令人稱道的是，他在香港三聯任職期間，出版了「現代作家選集叢書」、「香港文叢」、「海外文叢」幾套大型叢書，在兩岸三地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彥火在《香港文學》創刊號發表了《〈海洋文藝〉之什》，其後又發表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在香港》（47）、《歐洲的葉》（61）、《兩腳踏中西文化》（151）、《沈從文先生一二事》（219）等文章。彥火的所長，主要涉及文學評論和遊記散文兩個方面。他的評論覆蓋面很廣，包括中國現代、當代、乃至香港、海外作家評論。他的遊記則影響更大，他在2012年專門成立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展開對於旅遊文學的研究。

　　顏純鈎（1948─）出生於福建晉江，新時期以後的1978年來港。有趣的是，據顏純鈎說，他的寫作訓練是從「文革」寫大字報開始的。新時期以後來香港的南來作家，往往並非是左翼的，相反恰恰是反政治的，所承接的是內地傷痕文學的傳統。初來香港時，他在《七十年代》上發表過立場鮮明的文章。如顏純鈎前期的作品反思「文革」政治（《眼睛》，25），描寫外來移民在香港的遭遇（《桔黃色的毛巾被》，10），那篇題目很長的《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足球比賽，以及這比賽引起的一場不很可笑的爭吵，以及這爭吵的可笑結局》的小說（37），成為代際文化認同衝突的名篇了。此後顏純鈎一真很注意避免過於內地化，而是着意書寫一些普遍人性的主題。他在香港天地出版公司，也有意吸納香港作家，如辛其氏、黃碧雲都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自己的作品，也越來越注意敘事上的創新，《結局》（61）採用元小說的敘述方式，將虛構與生活混為一體，相當出新。《紅燈魅影》（230）反省「文革」，卻不復《眼睛》那樣的血淋淋的悲劇，而是變身為一場諷刺和戲謔的荒誕劇。顏純鈎在《香港文學》上發表的小說數量很多，從前期一直延續到後期，質量也越來越高。

　　如果說，顏純鈎最初的寫作訓練是寫大字報，那麼王璞（1950-）最早的寫作訓練則是寫申訴書。從十五歲到三十歲，她一直在寫申訴書，為含冤的父親申冤，申冤不成，文筆練出來了。但這種恐怖歲月的記憶，卻像幽靈一樣伴隨了王璞，陰魂不散。她人在香港，寫作的世界卻在內地的過去。看到《恐怖故事》（98）這個題目，讀者以為是驚險刺激的故事，但小說講的卻是母親和她在內地40年來找不到工作、歷盡屈辱的經歷。這確非一般意義上的恐怖故事，但作者說得對，這是一種讓人絕望的更大的恐怖。這種經歷，決定了王璞小說的題材和主題，她不相信人性，也不能適應香港。《一次目的不明的旅行》（121）寫兩個人準備了五年，去內地之行，但真到了內地卻不知道要幹什麼，只好說：「吃火鍋」。王璞說：她就是香港的一個過客，寫來寫去，都離不開對內地的記憶。終於，在香港呆了十五年後，王璞辭去在香港的職務，重新回到了內地。王璞其實出生於香港，但一歲就隨父母回到內地。在多次動盪中，王璞的家丟掉了很多東西，但唯一沒有丟掉的是她在香港的出生疫苗紀錄，憑此王璞後來移居香港。我相信，她在重新回到內地後，那張證明一定還牢牢保存在身邊。

　　黃虹堅（1947-）出生於香港，長於內地，1990年回到香港。黃虹堅是廣州人，懂得粵語，又有北大文憑，因此適應香港還比較順利，但文化上的差異卻是牢不可破的。香港南來作家很自然地表現自己與香港社會的疏離，並且以文化批判為這種疏離尋找正當性。劉以鬯對於香港商業社會的現代主義批判可稱是這種「疏離──批判」的一個淵源。黃虹堅發表在《香港文學》上的小說，讓我們再一次領略到了南來文學書寫模式，《生存的守望》寫「乾乾淨淨」的「我」不能被公司所容的故事，《晚來細雨》（227）寫深圳小三上位香港豪門、《出遠門》（270）從孩子的角度寫父親對於母親的拋棄，能感覺到作者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觀察香港社會的陰暗面。黃虹堅自己對這一點也很清楚，「我是生在香港的，但從小成長在內地，所有的教育都在內地，文化的根也是在內地的。我的文學營養，思維方式以及生活態度都是源自內地的教育和生活。所以我觀察生活的眼光、我的敘事方式和我的文字一定不同於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可以說在到香港多年之後，在接受了多元文化之後，在價值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之後，我仍能感覺到自己是文化的『夾縫人』。但這特點也成就了某一種香港作家。」〔黃虹堅《一位文化「夾縫人」：以女性愛與命運書寫的香港歷史》，《中國女性文化》第17輯，第67-88頁。〕黃虹堅的這一席話，足以概括香港的幾代南來作家。

　　許榮輝（1949-），生於福建晉江，六十年代移民香港。許榮輝的寫作，幾乎貫穿了《香港文學》三十年的歷史，發表作品時間長，數量也多。她一直創作不輟，不過始終默默無聞。之所以把這位最早來香港的許榮輝放在最後來講，是覺得她較能體現南來作家的特點。許榮輝來港這麼長時間，也並非左翼作家，然而她的視角卻一直在社會低層。儘管她來香港時才十幾歲，然而作為下層移民的母親的經歷，卻成為了她的小說的不變的主題。我們看她發表於1989年《香港文學》上的《多兩歲的煩惱》（59），再看她1997年的獲獎作品《心情》，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母親早年來港，在餅乾廠工作，天天加班，和機器比速度。後來工廠倒閉，為了遣散費，她和工友一起在廠外靜坐。辛苦了一輩子，最後被社會拋棄了。有了這種下層經歷，許榮輝不會去奢言香港「本土意識」，她能夠識別香港內部的階級或階層差別。總地來看，許榮輝的小說，主要就分為兩類，寫下層的和寫過去的，當然，這兩者勢必常常扭結在一起。作者經常有意將過去和現在並置，製造一種對比的張力。在寫法上，許榮輝與善於構造故事的左翼作家並不太一樣，她似乎並不重視故事的整體性，而是節奏較而紓緩，在寫法上有時相當散文化。

　　如果說，上一部分所談的「中左右」，主要是五十年代以來的老一代作家，那麼這一部分所談的「民間派」、「古典派」和「寫實派」則主要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中年作家群，他們是《香港文學》的主體部分。下一篇，我們再談《香港文學》上最有活力的年輕一代。

　　．趙稀方 博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著有《後殖民理論》、《翻譯現代性》、《理論與歷史》、《小說香港》等著作。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訪問學人，波蘭羅茲大學，台灣成功大學、東華大學等校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