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南京博物院展陳的揚州唐城遺址考古出土文物\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唐代詩人李白這首《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將唐代揚州這座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工商業聞名的全球國際化大都市的繁華勝景，留給後人無限寬廣的相像空間。而南京博物院所藏出土於揚州的多件珍貴文物，則令「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的揚州城具象化，再現「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的盛世榮華。\大公報記者 陳 旻
一九七五年，南京博物院與揚州博物館、揚州師範學院發掘工作組，在揚州西門外的揚州師範學院和江蘇農學院基建工程中，發現了唐城遺址。工作組在八個月內發掘了一千一百平方米，出土完整和較完整的文物達一千餘件，並發現了有關手工業作坊的遺跡和生產工具等。
曾為國際商貿重地
《揚州唐城遺址1975年考古工作簡報》中寫道，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揚州是唐代的經濟中心之一，安史之亂江淮一帶未受破壞。中原富商大賈大批遷往江淮，集中於揚州。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唐代在揚州設大都督府和淮南節度使，並常設淮南道採訪使、鹽鐵轉運使。
當年工作組的發掘範圍均在揚州市西門外雙橋附近的「掃垢山」，考古專家認為，此處應為唐杜牧《揚州》詩中的「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
晚唐的揚州，由於社會安定、經濟富庶、商旅群聚，成了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和亞洲最大的國際商貿大港。史書中記載：「時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遍百數。」
《簡報》披露，一九七五年發掘的重要收穫之一，是獲得了大批瓷器。根據出土的實物和文獻材料對照，三彩器始造於武則天時期，盛於開元，唐城遺址各種彩釉器和三彩器共出，釉彩鮮艷成熟，也是遺址時代當在開元以後的一個明證。
唐代燒三彩和彩釉器地點有湖南、四川、河南等地。揚州唐城出土瓷器的窰口已確認的有長沙窰、景德鎮窰、宜興窰、越窰、壽州窰等，還有一些北方瓷器，以及許多尚無法辨認的民窰。南京博物院專家表示，迄今為止，在一個地方發掘能夠獲得這麼多窰口的瓷器和瓷片，非常少見。揚州本地並沒有窰址，出土瓷器中，其中製作得非常精美的瓷器，可能是貢器和外銷瓷，單色釉瓷器，胎質純淨，釉色勻稱，比前代大有進步。加彩釉瓷器，則在着彩上開創了彩色瓷的先聲。專家認為，如此大量的瓷器只能是從全國各地集中而來，再從揚州轉運到世界各地，證明了唐代揚州興盛發達的國際貿易。
魚形瓶造型生動
一九七五年的唐城遺址考古發掘中出土的重要文物裏，一件三彩雙繫魚瓶格外光艷明亮。這件魚瓶高二十三厘米，腹徑十一點二厘米，口徑四點五厘米。
這件三彩雙繫魚瓶，瓶通體成魚形，魚的口即瓶口，魚的雙脊即為雙繫，有小孔可以繫繩，魚目、魚鱗刻畫浮雕得十分逼真，並以黃、綠、褐三色相間浸潤，以綠色為主。由於鉛釉有良好的流動性，各種不同色調的釉，在流動過程中相互浸潤，組成變幻多彩、柔和絢麗的色調，更呈現出非常艷麗的彩色，再加上在胎上施以化妝土之後，純白透明的釉色，更顯清澈明鏡。
魚在中國古代一直是吉祥的象徵。但在北方三彩器中少見，更多地反映南方水鄉地區人們生活的寫實。這件魚瓶在雕塑造型技巧上，巧妙地把魚口和瓶口，魚脊和瓶繫結合起來，既實用又美觀，它的鰭和鱗遍布全身，無論從前面或後面、左面和右面，甚至從上面和下面，任何一個角度觀察，都可以看到魚瓶完整的形體。
三彩器更需要色彩和造型的結合，「隨類賦彩」，如同繪畫，在生動的造型上着以恰當的自然繽紛的色彩。這件魚瓶由於是以綠色為主的三彩釉色，圖案和色調都恰到好處。比如魚嘴和魚尾飾以黃色，魚鱗和魚體的大部飾以綠色和黃色，魚目和魚脊飾以褐色，再由於鉛釉的流動使各種色彩相互融合浸潤，通體和諧悅目，似是一條剛剛從綠色的湖水中縱身躍出水面的活魚，靈動的身軀閃動着水色波光，光亮的鱗片整齊對稱。
唐代盛行厚葬，曾規定不同等級的官員死後隨葬相應的明器。考古專家說，三彩器由於性脆易碎，又含有鉛毒，不能作為日常生活用品，多用作明器，在唐墓中大量被發現，以西安和洛陽出土最多，揚州則為內地另一處發現三彩器較多之地。
釉下彩繪率性清逸
唐城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件完整的藍彩瓷執壺，高二十二點四厘米，口徑十點六厘米，為湖南長沙窰精品，現展陳於南京博物院江蘇古代文明展廳內。
這是一件精緻的釉下彩瓷，胎色灰，全身着淡青色釉，釉面呈細冰裂紋，在腹部飾淺綠色和淺藍色彩似焰火或噴泉一樣的花紋。這些花紋，是在瓷胎上用着色劑彩繪，然後再上釉燒成，為釉下彩。
據南京博物院專家介紹，唐代長沙窰釉下彩繪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首創。長沙窰瓷器最初紋飾簡單，先有釉下彩，後發展為褐、綠兩彩，但這件藍彩瓷壺極為罕見，應是長沙窰在唐代晚期的成熟產品。
長沙窰燒製的瓷器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現，迄今以江蘇揚州發現為最多。由於唐代揚州水陸運輸便利，長沙窰瓷器大量通過揚州銷往海外。與當時越窰青瓷等其他外銷瓷器不同的是，長沙窰不僅外銷中國流行的器物，還根據國外的需求和愛好專燒外銷瓷器，如常見的有帶彩堆貼胡人舞樂圖、獅形圖、彩繪的椰林、葡萄以及鳥鵲等，明顯具有西亞波斯風格。也正是因為迎合了外銷國家的審美特點，長沙窰外銷瓷非常受歡迎，東亞、中亞、西亞、南亞等地的諸多國家均發現有中國唐代瓷器。
這件執壺的器型是從南朝的雞首壺演變而來。考古專家結合從唐城遺址中同時出土的盞托和唐人飲茶的風氣考證，這件壺應為飲茶的茶壺。由於是短嘴，專家認為此壺是在泡茶或煮茶後作注茶用。
南京博物院專家還表示，長沙窰瓷器在裝飾藝術方面的特殊成就，除模印貼花外，即為釉下彩繪，「這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種在胎上畫彩，然後上釉燒成高溫釉下彩的新技術，對唐宋及以後歷代的瓷器燒成影響巨大。六朝瓷器的製作中已初步形成了彩繪和釉下彩的萌芽，但大量而成熟的釉下彩繪產品出現，則首推長沙窰。
不僅如此，這件執壺在彩繪技術上的藝術成就也值得矚目，釉下彩繪結合繪畫藝術，筆法流暢，色彩鮮明，突破了六朝時期瓷器多為靑瓷的單一青色，更進一步開創了以繪畫技法美化瓷器的先聲。
東漢金印「廣陵王璽」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江蘇省揚州市邗江縣甘泉鄉農民陶秀華，在挖取碎磚鋪路時，從一九八○年發掘過的甘泉二號漢墓附近的雜土磚堆中發現一方罕見的漢代諸侯王金印──「廣陵王璽」。此印係純金鑄成，製作精工，光燦如新。印台呈方形，上立龜鈕，印面長為二點三七二厘米，寬為二點三七五厘米，台高○點九四五厘米，通鈕高二點一二一厘米，重一百二十二點八七克。印面陰刻篆文「廣陵王璽」四字，字體端莊凝重，刀法逾勁老練。龜鈕的背上有六角形圓案組成的龜背紋。龜甲的周緣、雙眼、四肢等部位，均鏨有小圓圈形的花紋─俗稱魚子紋。東漢「廣陵王璽」金印是南京博物院十件國寶級藏品中極其特殊的一件，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的一方漢代諸侯王金印。
據南京博物院介紹，甘泉二號漢墓早年被盜，盜洞內填滿了雜土、碎磚、破陶片和零星的小件文物等。多年來甘泉磚瓦廠即在此墩上取土燒磚，但由於盜洞內的雜土很難製坯，往往被棄置堆放在近旁。金印出於此處，可以肯定原來就是該墓的隨葬品。
而一九八○年南京博物院在清理此墓時，曾出土一件珍貴的銅雁足燈，其底盤周緣鑄有「山陽邸銅雁足長鐙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十七字銘文，為判斷這方金印的主人，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據《後漢書》等史書記載，東漢光武帝劉秀之子劉荊於建武十七年（公元四一年）被封為山陽王，明帝永平元年（公元五八年）又被徙封為廣陵王。考古專家斷定，這方金印的主人可以肯定就是由山陽王徙封為廣陵王的劉荊。
「廣陵王璽」的發現引發了日本學術界的震動。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中日新聞》、《朝日新聞》、《北陸新聞》等各大報紙均以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用「衝擊性的發現」、「偉大的發現」、「解決古史之謎之光」的醒目標題，發表了「廣陵王璽」出土的消息，並同時刊登了大幅彩色照片，還以通版的篇幅報道了日本史學界人士對這一發現的評論。
南京博物院專家表示，這是因為「廣陵王璽」的發現，最終解決了日本延續了近二百年的關於「漢委奴國王」金印真偽懸案，從而證明了《後漢書．東夷傳》中關於「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委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賜以印綬。」這一段記載的可信度。
「漢委奴國王」金印於一七八四年在日本福岡東郊志賀島上發現。印台呈方形，上綴蛇鈕，鈕上滿鏨魚子紋，印面陰刻篆文「漢委奴國王」五字。此印發現後即有不少學者撰文，認為這顆金印可能即是建武中元二年光武帝賜給日本使節之物。然而對此看法持異議者亦不乏其人，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近幾十年來，日本不斷有學者著文表示異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私印說」，認為「漢委奴國王」是當地統治者自己鑄造的「私印」。甚至還有人斷言此印是江戶時代的偽作等等。
直到「廣陵王璽」出土後，才平息爭議。考古專家解釋道，這是因為這兩顆金印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一）大小基本相同，二印的大小均合乎漢製邊長一寸，台高四分的標準。（二）花紋特徵相同，兩顆金印的鈕上都布有許多魚子紋，而且同樣都是在金印鑄好之後，再用工具鏨上去的。（三）二者印文均用刀刻成，字體有共同特徵，即每一筆畫都是方筆起方筆落，這和一般漢印印文每一筆畫的兩端多呈鈍圓形有很大的區別。專家表示，「上述三點，顯然不會是巧合」，「這樣就可以證明『漢委奴國王』金印確是真品無疑。」
「漢委奴國王」金印在日本被視為國寶，「廣陵王璽」為「漢委奴國王」印是漢光武帝所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非常湊巧的是，光武帝賜「漢委奴國王」印的時間是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而明帝賜「廣陵王璽」時在永平元年（公元五八年），前後只相差一年。由於這兩顆金印十分相似，以致中日學者有人推測它們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