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大公報》舊址位於天津市和平區和平路169號。
被譽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的張季鸞先生，故去已經整整八十年了。他不僅是大公報歷史上難以企及的巔峰，也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座豐碑。在三十年的職業報人生涯中，張季鸞始終秉持一顆愛國丹心，為國家為民族鼓呼吶喊，從不退縮；對敵寇對漢奸鞭撻討伐，誓不低頭。他展示了中國文人的崇高氣節與偉岸風骨，洵為無雙國士、無畏鬥士。這也奠定了大公報「文章報國」的報格與報魂，薪火相傳，激勵一代代報人不忘愛國初心，矢志砥礪前行。\馬浩亮
一百一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受陝西同鄉于右任之邀，加入《民立報》，張季鸞正式開啟了職業報人生涯。一九二六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駕馬車」接手大公報，開啟了「新記」時期。
九十年前的一九三一年五月，新記《大公報》創刊一萬期。各界賀信祝詞紛至沓來。胡適在賀辭《後生可畏》中指出，《大公報》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同年，「九一八」國殤變起，大公報開啟了最為艱苦卓絕而又波瀾壯闊的時期。
八十年前的一九四一年，抗戰正值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這一年五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榮譽獎章，是為中國報界前所未有之光榮。詎料同年九月，主持大公報筆政的張季鸞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將生命獻給了新聞事業。
大公報能夠成為輿論重鎮，張季鸞居功厥偉。身體力行「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秉持新聞救國、文章報國的理念，臧否時事，針砭時弊。「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對時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激勵鬥志
張季鸞早年留學日本，目睹明治維新之後的巨大變革，對日本的國策軍情有着相當的了解。因此，他對於時局的體察，往往有超越常人的敏銳。
「九一八」事變前，張季鸞陸續發表過多篇文章，提醒國人應有危機意識。譬如，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東北對外關係之前途》，針對日本的異動，呼籲當局「速為相機因應之籌劃，最好恢復邊防大員，多駐軍隊，隨時震懾，同時與朝鮮督府交際聯絡，避免隔膜，且可資為研究，庶不致臨渴掘井，手忙腳亂，東北幸甚，國家幸甚！」
也正是這種憂國憂民的責任心和敏銳洞察力，令大公報得以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第一時間獨家報道了這一消息。其後又迅速確立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一是開闢「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梳理近代以來中國從日本所遭受的國恥；二是創辦《軍事周刊》，請著名軍事教育家蔣百里主編，向民眾普及軍事常識。
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台兒莊大捷，舉國振奮。八日，張季鸞發表《台兒莊勝利以後》，繼續打氣鼓勁：「這一戰，證明日本暴力之不可恃，然其暴力還在。日本是步步向黑暗的深淵猛進而不肯回頭的，我全國軍民務須切實知彼知己，沉着奮鬥。」
抗戰期間，大公報記者出生入死，在血與火的第一線，發回了許多傳世名篇。陳紀瀅隻身勇闖偽滿洲國白山黑水，孟秋江輾轉長城腳下、青紗帳邊，呂德潤、黎秀石穿越滇緬叢林，朱啟平在硫磺島和沖繩的炮火中九死一生。張季鸞曾對「戰地記者」做過一番精闢闡述：「諸君在敵人炮火中，在戰士血跡上，認識了國家，認識了民族，也認識了自己，這種鍛煉，是有無上價值的。中國民族新生命之發揚，主要靠戰地記者血淚交融的幾枝筆。」
當時在大公報擔任主筆的李純青後來回憶道：「大公報在版面上沒有一字一句對抗日發生絲毫動搖。」
理性不盲
「不盲」是大公報「四不」方針的重要一環。「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張季鸞一直堅持：「業言論者，宜不媚強御，亦不阿群眾。」
張季鸞密切關注時局變化，進行冷靜理性的分析，前瞻事態發展，幫助國人正確認清形勢。「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國家真到危重關頭》中寫道：「蓋日閥行動，證明其志在滅中國，不止在併三省……中國至此，已非國恥問題，而真為存亡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對戰事前途應有的認識》，開篇指出「這一戰，中國必勝，但附有條件：必須力用夠，苦吃夠，斷無便宜的勝。」並列舉了四點理由：「第一，日本此次已下大決心，斷無中途罷手之理。」「第二：大家不可過重視日本的內部不安或經濟脆弱的消息……其一部分民眾感情並不能牽制軍法行動，其經濟基礎一時也不會動搖。」「第三：現在國際上的道德呼聲並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時的經濟制裁，也不能生效。」「第四，國際形勢確與我有利，但一切需要時間，特別看我們自己奮鬥的成績……即使有援助，也必須以我們自己堅決奮鬥為前提。」
短短百千字，便有理有據駁斥了投降、妥協、苟安、寄希望於國際等不同論調，鼓勵國人必須鬥爭到底。旗幟鮮明，鞭辟入裏，充滿信心但不盲目樂觀，正視困難而不畏葸懈怠。大公報老報人陳紀瀅曾說：「季鸞先生洞察時事，眼光之敏銳與遠大，就中日關係來說，先知先覺，是最權威之政論家。」
公允持正
張季鸞言論的出發點都是救國、愛國、報國，以國家大局為重，以民族大義為先，體現的是一種匡扶天下、憂國憂民的士子情結。
一九四一年五月，就在大公報榮獲密蘇里新聞獎章幾天之後，當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公報》刊登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起因是當時日寇進犯中條山，散播謠言，污衊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對岸觀火」，挑撥離間國共關係。一時間反共輿論甚囂塵上。大公報社評指出：「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
此時正在重慶的周恩來，看到這篇社評後，連夜疾書一封長信，二十二日一大早就派人送到李子壩大公報館。信中說：「季鸞、芸生兩先生：讀貴報今日社論──《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惟貴報所引傳說，既泰半為敵人謠言……」接着說明晉南戰事真相，駁斥敵寇謠言。
接到周恩來的信，張季鸞非常重視。五月二十三日在《大公報》上全文刊登，並摘錄信中兩句話「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為題，醒目表達了中共的抗戰立場。他還扶病撰寫了社評《讀周恩來先生的信》，再度引用了這兩句話，並且寫道：「這些話，非常精闢。正是我們在北方辦報多年的政策標準，也正是十幾年來中國大業演進的推動力量。」
嫉惡如仇
張季鸞體質瘦削，但卻一直都是言論界的勇士與鬥士，嫉惡如仇。對於醜惡奸邪，輒加撻伐，毫不留情。他在主持大公報編輯工作之初，就以膾炙人口的「三罵」而聲名鵲起。所罵者，皆是手握重權重兵的要員。
一罵吳佩孚剛愎自用。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吳佩孚連遭慘敗，倉皇逃回鄭州。十二月四日，張季鸞撰寫社評《跌霸》：「吳氏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並無之，但有氣耳。」
二罵汪精衛權欲薰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張季鸞發表《嗚呼領袖欲之罪惡》一文，斥汪精衛「可以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則直罪惡而已」。
三罵蔣介石虛偽好名。一九二七年，寧漢合流，蔣介石下野，忙着籌辦與宋美齡的婚禮，並卻鼓吹結婚乃是為了革命工作進步。十二月二日，張季鸞發表《蔣介石之人生觀》，批評其不過是以「淺陋無識之言以眩社會」，革命志士「雖犧牲其最寶愛之生命而不辭」，而蔣「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連哉？」
而對於背叛民族、賣國求榮的漢奸敗類，張季鸞更是不吝筆墨。一九四○年初，汪精衛與日本暗中簽訂賣國條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其親信高宗武、陶希聖兩人在緊要關頭幡然悔悟，秘密離滬赴港，將密約經由杜月笙交給張季鸞。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獨家刊登「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並痛斥：「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同日，重慶《大公報》亦刊發相關消息。此後連續數日，兩地《大公報》相繼刊發多篇社評《敵汪陰謀的大暴露》《揭露亡國的和平條件》，一針見血地指出：「全國同胞應該徹底明瞭了：敵人的野心陰謀是如此的深刻狠毒。……汪精衛所謂的『和平救國』，就是整個的亡國。」
這是正義與無恥的較量，是振臂高呼與怯懦屈膝的鬥爭。正如張季鸞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報人宣誓》一文中所言：「我們誓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為國效忠，為族行孝，在暴敵憑凌之際，絕對效忠於抗戰。我們對國家的敵人必誅伐，對民族的敗類必摘擊，伐敵謀，揭奸計，是我們不敢後人的任務。」
他，將文人的正氣歌、報人的丹心譜，永遠留存在汗青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