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銀平脫花鳥狩獵仙人紋鏡，唐，上海博物館藏

　　以古漆器收藏聞名於世的華人收藏家李汝寬家族去年六月向上海博物館捐贈了一件「剔犀雲紋圓盒」，由此拉開了上博時隔近四十年後，重啟中國古漆器研究的序幕。此後，籌備多時的「千文萬華──中國歷代漆器藝術展」和「中國古代漆器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相繼在滬開幕。近日來到上海博物館專題展廳，可以看到包括李氏捐贈在內的二百八十餘件古漆器，時間跨度差不多三千年。這樣的研究活動刷新了公眾對於漆器的認識──漆器並非物件刷個漆那麼簡單，而是和青銅、陶瓷齊名的古老文化。更重要的是，儘管英文名字叫japan，漆器的發源地其實在中國，華夏文明的發展歷程中也曾有過輝煌的「漆器時代」。\大公報記者 張 帆 文、圖

　　上海博物館工藝研究部主任、研究館員包燕麗介紹，提起漆器，現代人一般會想到日本精緻的蒔繪工藝（在漆器上以金、銀、色粉等材料所繪製而成的紋樣裝飾，為日本的傳統工藝技術）。事實上，漆器原本出自中國，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

　　從日用品到工藝品

　　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人就認識到了漆的性能並用以製器。一九七八年，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了朱漆木碗和朱漆筒，經過化學方法和光譜分析，其塗料為天然漆。這可以把中國人製作漆器的歷史追溯到距今七千年前。此後，又在浙江餘杭瑤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嵌玉高柄朱漆杯，研究表明四千至五千年前中國的漆工藝已是實用性和藝術性相結合。

　　和青銅器、陶器一樣，漆器在誕生之初也主要用於生活，而在溫飽得以滿足後，先人也逐漸開始追求漆器的藝術性。包燕麗說，查先秦史籍可以發現，《周禮》、《春秋》、《尚書》、《莊子》、《韓非子》等都有關於「漆」的記載。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中國的漆工藝快速發展，各種彩繪紋飾為主的漆器應用廣泛，品種多樣，數量驚人。另外，隨着佛教藝術發展而興起的寺院造像，將漆器中的夾紵胎和貼金彩繪工藝發揮到極致。

　　令觀眾意想不到的是，以往在博物館參觀，能看到明清的文物已屬不易，如傢具、瓷器、書畫等等。若是得遇唐宋珍品，則又是一個驚喜。至於兩漢及之前的展品，則非要到青銅器展廳才能尋到。而此次的漆器大展，年代最久遠的展品來自戰國。品種上，除了尋常日用，還包括禮器、擺設、傢具、皇室用品等等。近觀這些作品，還可以發現有不少此前只有在青銅器上受到關注的紋飾。

　　專家介紹，戰國至秦漢是中國漆器工藝突飛猛進和繁榮興盛的重要時期。此時漆器製作逐漸遍及全國，品種不斷增加，工藝水平日益提高，數量成倍增長。戰國漆器首推楚國。楚墓不管規格大小，一般均有漆器陪葬。其中尤以湖北江陵、隨州、湖南長沙、河南信陽等地的發現最為重要。秦代漆器在繼承戰國工藝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五百六十餘件漆器為人們了解這個時期的漆器工藝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此外這批漆器上還有很多針刻文字和符號，為研究此時的漆器生產情況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中國有無出現過「漆器時代」？專家認為是有的。包燕麗說，漢代是一個政治較為穩定、與民生息，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發展的時期。漢初的經濟政策，對恢復生產十分有利。至西漢中期，社會生產得以恢復，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漆器製作迅猛發展，呈現一派繁榮景象，是中國漆器史上最燦爛輝煌的時期。在中國物質文化史上，如果玉器時代對應新石器時期，青銅時代對應夏商周時期，漢代則可以說是在青銅文化衰退階段，逐步形成的一個漆器時代。

　　專家還特別指出，漆器的繁榮也印證了其背後時代的經濟實力。《鹽鐵論》載當時的漆器：「一文杯得銅杯十」、「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足見其製作成本之高。但是在漢代，上至王侯下至平民的墓葬中都有發現漆器陪葬品，證明其時國力非常強盛，物質文化水平極高，審美創新能力十分旺盛。漆器也由此作為漢文化的物質載體，在世界物質文化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頁。

　　影響日本蒔繪工藝

　　漆器由日用品向工藝品發展，源自隋唐，金銀平脫和螺鈿，就是這一時期名聞遐邇的兩種新工藝。值得一提的是，曾有一種說法是，舉世聞名的日本蒔繪工藝也源自中國。

　　早前在日本國內，關於蒔繪的由來學界也說法不一。著名漆藝家松田權六在《漆論》中，曾指出蒔繪起源於「末金縷」，是用金屬粉末和漆混合，然後再描繪的一種泥金漆畫，起源於奈良時代。漆藝家六角大壤在《蒔繪技法》一書中則認為，蒔繪起源於平安時期，以日本正倉院所藏的御物「金銀鈿裝唐大刀」為依據，認為蒔繪是日本自創並獨有的漆藝技術。但我國老一輩漆藝家王世襄則指出，日本所藏唐樣大刀乃是中國唐代所製，而蒔繪的前身「末金縷」也是由中國傳入日本的。此後，松田權六訪問中國時，在觀看大量戰國出土文物後，借其《漆論》再版之際，糾正了自己原先的看法。

　　可見，蒔繪工藝的起源尚無準確定論，但兩國專家都認可的是，日本曾經多次派到中國學習的「遣唐使」中，也包含漆器藝術家，他們在中國學習了先進的髹漆工藝後回國開枝散葉，對日本的漆藝發展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其中肯定包括蒔繪藝術。

　　根據專家的安排，本次漆器大展以時間為序，以工藝為綱，被分成六個部分：「漆彩飛揚」、「清雅素髹」、「雕錦鏤華」、「螺鈿萋斐」、「金髹彩妝」和「閩風瑞光」。其中「雕錦鏤華」部分最為重要，展示歷代雕漆實物九十六件。

　　雕漆是在器胎上層層髹漆至數十層或百餘層，再用刀雕刻出紋飾的漆器，按所髹漆色和雕刻方法的不同又可分為剔犀、剔黑、剔紅、剔黃、剔彩等，是傳世漆器中數量最多的品種。隨着工藝的日臻成熟，和瓷器一樣，工藝師喜愛在雕漆作品上繪製複雜的人物故事、山水畫意或者複雜多變、結構對稱的吉祥紋飾。在國際上，中國的雕漆工藝也屢屢受到藏家追捧。比如，與本次活動幾乎同時進行的佳士得紐約專題拍賣巡展，特別在香港、北京、上海展出了紐約慈善家歐雲夫婦的藏品，其中也包括了三件中國漆器，全部為雕漆作品。

　　但是，關於雕漆的歷史一直撲朔迷離，眾口不一。包燕麗介紹，早年，大英博物館將斯坦因從新疆米蘭堡採集回去的剔犀皮甲定為唐代，曾有人問過他們的根據是什麼，回覆是不知唐代以前有雕漆。而唐代雕漆概出自明朝人所著的漆藝專著《髹飾錄》：「剔紅，即雕紅漆也……唐制多印板刻平錦朱色，雕法古拙可賞。」但是，此書並沒有說雕漆始於唐代，查遍所有唐代出土或傳世漆器，沒有看到雕漆實物，所以僅憑這句不可考的書本之言，就以為雕漆歷史始於唐代是不明智的。

　　包燕麗表示，研究還是應該依靠第一手資料判斷，如果暫時沒有科學考古出土之物，相關的實物資料也是重要的依據。其中，李汝寬家族捐贈的這件「剔犀雲紋小圓盒」是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雕漆實物之一。經考證就有望將中國雕漆的歷史追溯到漢代。

　　從器型看，這件器物與漢代小漆奩非常相似。整體髹黑褐漆，盒外黑漆層間朱、黃漆各一道，漆層不厚，但漆質上佳。蓋面略隆起，剔刻三角形雲紋三朵，盒壁則剔飄忽的變體雲紋，也正是漢代的主要紋飾，與宋代剔犀器的雲紋相比顯得古樸而稚拙。此盒的口部為銀扣，是戰國晚期隨着漆器胎體變薄而出現的一種新的加固工藝，漢代得到發展並廣泛應用，有鎏金、鎏銀、金釦、銀釦等，這也是漢代漆器的一個特徵。雖然截至目前，漢墓出土的漆器中尚未有雕漆器物出土的報道，但是，漢代出土的漆器其實只佔當時漆器生產很小的一部分，很多品種我們還無緣見識。故宮博物院漆器專家夏更起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元明漆器》導言中，也曾引用了這件漆盒，認為「從其造型、漆色、紋樣及銀扣等方面看，很具漢代特徵」。

　　漆器藝術兩個高峰

　　「千文萬華」是這次展覽的名稱。包燕麗介紹，該詞出自《髹飾錄》，原本是為了形容明代漆器工藝的盛況。實際上，中國的漆器藝術曾出現過兩個高峰，戰國秦漢之後，宋元明清時期是第二個高峰，品種繁多，數量可觀，而且以藝術品居多。除了雕漆工藝，彩繪、素髹（單色髹漆）、螺鈿（用帶有夜光貝殼，磨製成薄片鑲嵌在器物表面）、金飾、建漆等等工藝也精彩紛呈、佳作迭出。為了向觀眾介紹此前人們了解不多的宋金時代漆器，上博還特別借展了浙江省博物館、常州博物館、福州市博物館、大同市博物館所藏的七件重要出土漆器珍品。

　　在舉辦漆器展的同時，上海博物館會同中國文物學會還舉行「中國古代漆器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於漆器的研究，也呈現了「千文萬華」的盛況。記者從會上了解到，新興的科技手段對於當下漆器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來自蓋蒂文物保護研究所、金澤大學、大同市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鶴見大學、湖北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復旦大學等機構的研究者分別介紹了漆材質的光氧化研究、新石器時期漆膜、北魏漆器殘片、唐代乾漆佛像、唐代螺鈿、宋代至明代各類漆器的現代科技檢測成果。其中上海博物館為配合本次展覽，對展陳的大量文物做了CT檢測，這是全國目前絕無僅有的開創性實踐，部分數據公布於本次展覽的圖錄中。

　　此外，專家們對於傳統的認知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如剔犀與犀皮漆器的起源時間、產生的緣由、兩者的聯繫與區別以及與金銀器之間的關係，來自台北故宮博物院、清華大學等機構的學者對此都有新的討論與思考。關於北宋朱漆禁令實施以後的朱漆漆器改黑漆的現象，著名漆器專家李經澤也在會上拋出了疑問。此外近期的重要的漆器考古發現如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大雲山漢墓出土的漢代銘文漆器等也由湖南省博物館與南京博物院的專家做了詳細介紹。

　　該展覽至二月二十四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