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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復興史裏 讀懂中共黨史 ──讀劉統新作《火種》有感\谷中風

時間:2021-07-15 04:23:30來源:大公报

  圖:劉統著《火種:尋找中國復興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從去年開始,中共黨史題材的讀物和文藝作品陸續湧現,其中不乏有新意、有看頭的佳作。獲得「2020年度中國好書」稱號的《火種:尋找中國復興之路》就是其中之一。

《火種:尋找中國復興之路》作者劉統,是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也是中共黨史和軍事史專家。近年來,他致力於黨史讀物寫作,力作連連,《北上》《戰上海》等都廣受好評。作為從古代史轉入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者,劉統極為重視史料的挖掘和解釋,善於以小見大,從細節入手還原歷史圖景。因此,他筆下的歷史,現場感極強,讀之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他又善於在長時段中考量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引導讀者進入歷史的深處。這也是《火種》一書的特色。

  一個「尋路」的過程

  全書從引子「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寫起,至結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止。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一望而知,書的主體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早期歷史。劉統在書的結尾處說:「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點燃了一個火種。」這本500多頁的書共分24章,絕大部分內容屬於中共黨史的範疇,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一歷史事件,在書的第10章才得到正面敘述。而此前的9章,都在為這樁「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做鋪墊。

  這個長長的鋪墊是從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開始的。劉統從那個中國人最恥辱的時刻寫起,歷數廢除科舉、立憲鬧劇、革命風潮、辛亥革命、袁氏竊國、五四運動等眾多歷史事件。隨着民族災難的深重和民眾思想的覺醒,歷史的鼓點也越敲越緊,直至以民族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之成立。接下來,本書轉而敘述中共早期的組織建設和工人運動,國共從合作到分裂,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井岡山鬥爭,直至古田會議,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從中我們可以讀到貫穿全書的是一種深遠的歷史眼光。哲人有云:看歷史,要離開一些距離,才能看得清楚。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的土地上誕生的,孕育她的母體乃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黨史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復興史的一部分,因而也必須在此宏大視野中才能獲得正解。對此,劉統有充分的自覺。他在書中這樣描述,「中國共產黨不是憑空產生的,這是一個『尋路』的過程。」所謂「尋路」,尋的就是中華民族復興之路。

  在這個意義上看中共黨史,就不是個別人行動的集合,而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反抗民族壓迫、追求獨立自由的奮鬥史中的一環。這是大勢所趨的一環,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其實,這也是近年來中共黨史書寫的新氣象。以近期的文藝作品而論,評書名將田連元在今年錄製了評書《話說黨史》,用講故事的方法,講述中共的歷史,繪聲繪形,通俗易懂,引起網友的追捧。我注意到,這部名為「黨史」的評書是從三皇五帝說起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直至講到近代中華民族由盛而衰的「痛史」。前段時間的熱播劇《覺醒年代》開篇也是描寫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的躑躅,以及人們思想的壓抑和苦悶,繼而深描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壯烈,刻畫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先驅之偉岸,最後收束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部被譽為「零差評」的電視劇,在審美多元的今天得到了觀眾一致好評,我想,是與「長時段」的歷史關照分不開的。

  今日之中國,已處於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對於民族復興的目標,國人信心堅定。而在向此目標邁進的進程中,閃耀的是中國共產黨播下的火種,迴盪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鏗鏘足音。閱讀《火種》,讓我們更深切地認識到這一點。

  尊重歷史原貌

  《火種》是一本中共黨史讀物,而非專門的學術著作。但是,《火種》對史料的掌握和辨析,以及通達的史觀,絲毫不亞於史學專著。建黨先驅的文章、日記,共產國際檔案和租界檔案,以及黨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被劉統吸收進書中,力求以史料的排比還原歷史的現場。

  舉例而言,在引述毛澤東的文章時,劉統考慮到《毛澤東選集》中有些文章經過編輯處理,為反映歷史原貌,在寫井岡山這段歷史時,他特意從日本學者竹內實編輯的《毛澤東集》中引用文獻,以更生動地表現革命道路在探索逐漸成熟的過程。又如,寫到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內部矛盾時,劉統引用了周恩來《關於「六大」的研究》中關於吳稚暉辱罵汪精衛的文字,並特意說明:引文來自「延安馬列學院中共黨史學習教學研究室打印本」,因為該文收錄進《周恩來選集》時文字有所修飾。凡此種種,都體現了尊重歷史原貌的態度。

  這種態度還體現在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本書開篇就用了相當多的筆墨介紹確定中共誕生紀念日的曲折過程。1941年中共成立二十周年時,延安決定舉行紀念活動。然而,作為當事人的毛澤東和董必武,卻都記不太清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了。直到1978年,才有學者多方查找史料,落實一大召開時間為7月23日。

  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寫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點燃起來了」。劉統在《火種》中則對此作了更富有歷史感的論述:「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點燃了一個火種。這些年輕的建黨人,當時也沒意識到自己辦了多大的事。他們中一些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熱情、衝動、意氣用事。陳公博在中共一大沒開完就跑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大的歷史記錄。李達、李漢俊是做學問的人,合則留不合則去。陳獨秀的優點和缺點同樣突出,是開風氣者,卻又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軌道。……那些為此奮鬥過的先驅,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和敬仰。儘管有些人中途轉變了、墮落了、背叛了,走向了歷史的反面,但是我們依然應該肯定他們曾經作出的貢獻,因為這都是歷史大道上一粒不能缺少的石子。」我以為,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科學而親切。

  語言生動文史交融

  於是相應的,《火種》不諱言黨在不成熟時期犯過的錯誤,並對此進行反思。比如,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槍斃土豪劣紳成為一時風潮。在湖南,號稱大儒的葉德輝被槍決於長沙識字嶺。「葉德輝固然是反對革命,但他沒有像其他土豪一樣,有武力攻擊農會之類的行為」。葉氏之死,引起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恐慌。劉統敘完這一歷史片段後,專門從黨史學家龔育之的一篇文章中轉引了毛澤東的反思:「對於這種大知識分子不宜於殺。那個時候把葉德輝殺掉,我看是不那麼妥當的」。同樣,第13章「南昌起義第一槍」,在充分說明南昌起義重要意義的同時,又多處引用朱德、陳毅、聶榮臻等人的回憶,分析這場起義的歷史局限,總結歷史教訓。如此寫法,歷史就不是「名詞解釋」的結合,也不是既定結論的鋪陳,而變得豐潤厚實,給人以思想啟迪。

  語言的生動也是《火種》值得稱道的地方。比如,講到中共一大前各地共產黨組織之間互相聯絡的情況時,劉統詼諧地以「朋友圈」作比喻,說明有師生、同鄉、同事之誼的早期組織比較容易建立聯繫。而湖北的利群書社,雖很早就開始革命工作,「但因為沒有朋友圈的關係,與中共一大失之交臂」。活潑的文風讓嚴肅的歷史變得更有可讀性,也與當下的文化風尚有了更緊密的聯繫。

  詩史一體、文史交融,本也是中國史家的傳統。《火種》讓我們看到這一傳統在新的歷史內容上的展現。遺憾的是,本書目前只到1930年代,我們期待着「續集」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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