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堪稱最成功的「帶貨」之一，時至今日，依舊在用。這當然是誇張之言，人的身體機能是無福消受的。經常看到一種說法，說此句是蘇軾誤聽「日啖荔枝三把火」。其實，這才是自行腦補、點金成鐵的牽強附會。

　　黃庭堅也有《浪淘沙》詞：「日擘輕紅三百顆，一味甘寒。」楊萬里則云：「老饕要啖三百顆，卻怕甘寒凍斷腸。」可見，有此寫法的非蘇東坡一人。而且，「三百顆」亦不是荔枝專屬。唐代韋應物寫黃柑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元代楊鐵崖又有：「醉啖蟠桃三百顆，手懷遺核大如杯。」

　　「三百顆」幾乎成了慣用詞組。其根源主要有二。一者，「三」本就是形容多的常用筆法。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汪中《述學》曰：「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九，以見其極多。」三再加以百，更見其多。《左傳》就有「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的說法，小說裏形容驍勇激烈，往往說「大戰三百回合」。

　　其次，王羲之名帖《奉橘帖》曰：「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後來詩人寫水果，便喜歡化用此典。韋應物就是典型例子。蘇東坡是韋應物的「鐵粉」，曾有「樂天長短三千首，卻遜韋郎五字詩」之句。移花接木，把「三百」從柑橘挪到荔枝身上，也是很自然的事。

　　李白好酒，「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也多為「三百」之數。這同樣是雙重加持。一是用「三百」形容其多，二是化用了東漢儒學宗師鄭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