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十二月底，歷史教授Timothy Snyder到他任教的耶魯大學所在地紐海文就診。當時他命懸一線，無法移動，說不出話，但苦等九小時才進入急診室，六個月後才停藥。他得的是膿毒症，一種據他說不該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還致死的原始疾病。十二月初，教授夫婦和一兒一女飛到德國。途中他感覺腹部作痛，於是到慕尼黑診所檢查。十二月中旬一家人抵達佛羅里達，他在當地做了闌尾切割手術。但醫生沒有及時發現闌尾炎已導致肝部化膿，滲入血液，這才有開頭的驚險一幕。

　　在新書《我們的痼疾》（Our Malady）中他描述病中兩個主導情緒：憤怒與同情。憤怒是因為生命可能被迫中止，無法陪伴兒女成長。同情是作為白人、男性、富裕階層，親身經歷了美國醫療系統後，他更能體會弱勢群體必須時刻面對的煎熬。

　　他認為美國的商業化醫療系統物化病人，民眾自豪的「世界最先進醫療」只是有錢有勢者的禁臠。美國非裔婦女在世界其他七十個國家和地區的生育死亡風險都比在本國低。基礎醫療在美國被視為特權而不是基本人權，是因為主流社會鼓吹個性獨立的迷思，忽悠白人相信自己自強自主，是移民、少數族裔侵佔資源，進而反對社會福利政策，哪怕「安全網」造福全民。但自由既有獨立自主又有共情、團結因素。在日益複雜的全球化社會，沒有大型機構的統籌、支持，個人無法生存。

　　Snyder研究各國專制主義長達二十年，一場大病讓他正視本國剝奪自由的罪魁禍首。無論此說是否正確，這次美國抗疫暴露出的混亂、無能、不平等值得有識之士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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