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案中，哈佛法學院的沙利文教授（Ronald Sullivan）因為擔任他的辯護律師，而引起了學生的強烈抗議。在學生的壓力下，哈佛撤除了沙利文的舍監職務，但保留了他的教職。這個決定受到了不少批評。美國的《國家評論》雜誌就為沙利文喊冤：「我們不能因為被告人的罪孽而流放他的律師啊！」

　　律師要為客戶的行為負責嗎？哈佛法學院的肯尼迪教授（Duncan Kennedy）認為，如果一名律師明知客戶的行為會傷害他人或社會，卻還要幫助客戶以「合法」的方式達到目的或者利用法律的漏洞逃脫責任，那麼他應該被社會唾罵。同樣，當一名律師為了幫助客戶打贏官司，以出眾的口才說服法官接受一個連他自己都不認同的觀點，那他也應該為此受到譴責。倘若律師的行為和立場完全取決於誰聘請他、誰給他錢，那麼律師跟受僱的槍手又有什麼分別？

　　然而，某些普通法系地區卻認為，律師應當是客戶的槍手。在香港和英國，大律師的一項基本職業守則就是「不得拒聘」。無論客戶多麼可憎，大律師也得代表他。不僅如此，律師還得放下個人的價值觀和立場，完全從客戶的利益出發，並調動一切法律知識和經驗為他解決問題或打贏官司。

　　律師應不應該是客戶的槍手？肯尼迪和「不得拒聘」原則似乎給出相反的答案。律師的行為有社會影響力，因此肯尼迪提醒律師要堅守道德原則，不要為了名利而犧牲公共利益。「不得拒聘」原則的出發點也是公共利益。在沒有律師代理的情況下，人們很難捍衛自己的權利，這會使法治變得空洞。為了確保每個人都能找到代表他的律師，「不得拒聘」原則要求大律師不能以客戶的政見、道德或背景為由而拒絕處理他的案件。

　　其實，「不得拒聘」原則和肯尼迪強調的都是律師的社會責任。律師的「客戶」不僅是案件的當事人，還有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