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九十二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禮上，韓國電影《寄生蟲》（港譯《上流寄生族》）擊敗了《愛爾蘭人》和《荷里活那些事》（港譯《從前有個荷里活》，捧走了四個重要獎項（最佳編劇、導演、影片、國際影片）。這是韓國電影首次獲此殊榮，也是奧斯卡首次把重要獎項頒發給非英語電影。

　　我大半年前已在長途機上先睹為快，深被這部影片打動吸引。韓國號稱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但影片表現的貧富懸殊程度，出人意外。有一年去韓國，住在酒店式公寓。公寓四周環境，讓我見識了低下階層居住的差劣。那與許多韓劇特別是偶像劇裏光鮮亮麗的豪宅大相徑庭。

　　影片《寄生蟲》講述了居住在地下室的一家窮人，設計了連環騙局，打進了富人家的故事。窮人居住的地下室，狹窄、骯髒、混亂，很具韓國特色。

　　在韓國，這種建築是歷史的產物。其時朝鮮半島南北對立，戰爭如箭在弦。政府頒令凡是建樓，必須帶有地下室，以作戰事爆發時的掩體；並規定地下室不准出租。後來隨着樓價飆升，住房緊張，當局放鬆了限令，地下室便成了窮人的棲身之地。

　　看到「地下室」，自然會聯想起香港的「籠屋」和「劏房」。那個居住環境，令世界輿論詫異，也令號稱富裕的香港蒙羞。

　　《寄生蟲》借地下室的環境揭露了社會問題，但它不可能提出解決住房的方案，編導也志不在此，他只想表明：富人不是惡魔，窮人也不是天使，但事情就是這樣存在了。

　　觀眾卻引起了改變現狀的渴望。在現實中，地下室、籠屋、劏房反映了社會深層次的矛盾，但靠遊行喊口號，靠製造暴力威脅，靠仇恨富人是不能解決的。它需要理想、智慧、策略、資金、共識等諸種元素的集大成。

　　「劏房」猶如警鐘，提醒着為政者前路迢迢，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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