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意外地推動了香港以及內地工作模式的變革。為了防止疫情擴散，除了政府外，許多商業機構都實施在家辦公（Work From Home）。筆者部分友人選擇在家工作，還有一個實際的原因──減少使用口罩。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筆者求學時，為了幫補生活費，經常到工廠做暑期工，那時候幾乎所有公司的門口都有一部「打卡機」，返工放工都要打一次卡。到月尾出糧時，如果員工卡「滿江紅」，除了被管工責罵外，還可能扣人工。這種制度在當年有其合理性，因為產品都要在工廠完成，少一個人上班，就少一份勞動力。

　　時移勢易，很多工作已數字化了，可以在手機、電腦上隨時隨地完成，工作與生活的界線漸趨模糊，在家抑或在辦公室無關重要。此外，職場新人類能純熟地運用資訊科技，對於在家辦公亦是一個強大推力。以美國為例，三分之一的勞動者是千禧世代，在自由工作者中有一半是千禧人口。

　　容許部分員工在家工作恆常化，可以為整個社會帶來好處。最明顯的是減少公共交通的負荷，減少返工放工時間，增加休息的時間。職場母親由於一身兼兩職，犧牲照顧子女的時間，在家工作可以增加彈性，也可以重新吸引家庭主婦投入職場。

　　常聽到很多僱主朋友私下埋怨，一到星期一就有很多員工請病假。即使返工，很多同事也心不在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打工仔需要一份工去養家，不要說循規蹈矩工作，自願留在公司加班加點亦是常態。反觀今日新世代員工，需要的是靈活性、自主性以及工作的滿足感。

　　其實，工作時間長短與效率高低並沒有太大關係，勉強坐在辦公室「扮返工」，反而影響工作氣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企業為僱員提供彈性工時安排，當中包括在家工作。在香港，這方面的立法及安排顯得很落後。今次的疫情，反而是一個研究如何推進在家工作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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