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他們去了延安，她沒有，相反轉身南下，回到武漢，然後又來到香港。

　　今天，我又坐在諾士佛台的階梯上，靜看金巴利道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領受一種煩囂中的寂寥。尖沙咀一帶的街頭從來都人流如鯽，沒有一刻清靜，不過，我卻能在這台級上找到一份安寧。這個不起眼的地方似乎因為有她的存在，而有了文藝的氣息，也給了我任思緒穿越時空的特權。我好像又聽到了她的聲音：「用文學糾正抗戰的缺點，改進現實。至於取材，不限於前線。」

　　不容易啊，我想，在一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她選擇了走一條自己的路。與蕭軍的分手，固然是一個理由，但在我看來，她服膺的是另一種心志，一個更隱密的使命在指引着她。

　　一九四○年一月，蕭紅與端木蕻良抵達香港，就落腳在諾士佛台。他們在三號二樓安頓下來，也開始了他們在此城的生活。一對名作家載譽南來，自然在文藝界掀起一陣旋風，戴望舒代表中華文協香港分會登門造訪，他們也忙着出席各種文藝活動。她的那番話，就是在嶺南大學的文藝座談會上，針對「抗戰文藝」而說。在群情激昂都奔着抗戰題材與主題而去的時候，她的主張無疑是一副清醒劑。文學可不是簡單的宣傳品，需要沉澱，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

　　她自己就是這樣做的。在那個向南，有一個大陽台，望向維多利亞港的房間裏，她埋首創作《後花園》，一個磨倌的故事，並很快在《大公報》連載。在這個作品中，她對古老國度「千年不變」的蒙昧痼疾，作出了發人深省的刻寫。這樣的文字跟一個時代的熱潮似乎不搭調，卻有着經得住時間汰選的品質，一旦塵埃落定，就會放射出金光。直抵人心的文字，才是撫慰靈魂的藥石。

　　在香港的歲月，她得了思鄉病，無藥可治，只有文字能療愈她的傷痛。也許，一個人只有在寂寞的時候，才能看得到喧鬧世界後面孤獨的靈魂，才有心靈的原鄉，以及遠方和詩。緊接着她完成了《呼蘭河傳》，寫了《北中國》，留下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

　　香港，給了她一張書桌，成就了她的文學事業，這大概是她自己也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