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民初以來，唐人楷法的影響日顯微弱，這和碑學觀念的蔚然成風有關。清代金石學發達，大量古器物出土，商周青銅器、漢魏碑刻進入人們的視野，學者們以此考論經史，也從中發現了新的書法趣味。篆隸復興與碑學興盛，乃是清代書法最為獨特的造詣。

　　清代的書法家們有一種鮮明的溯古意識，他們不僅傾心於篆、隸的研習，而且在楷、行、草書中也要運以篆、隸的筆意，提倡所謂「體兼篆隸」、「篆籀筆意」等等。阮元、包世臣、康有為諸家以為，南北朝碑保留了最為真實的古人筆法，而歷代刻帖與唐代碑刻因為歷經輾轉摹刻、捶拓已經喪失了古人筆法的原貌。因此，若要學習古法，無論如何都繞不開南北朝碑刻。

　　在南北朝碑刻與唐碑的比較之下，包、康認為唐代楷書已經古法喪失殆盡，不僅筆法無存，結構也無生氣。包世臣說：「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康有為說：「書有南、北朝，隸、楷、行、草，體變各極，奇偉婉麗，意態斯備，至矣！觀斯止矣。至於有唐，雖設書學，士大夫講之尤甚。然纘承陳、隋之餘，綴其遺緒之一二，不復能變，專講結構，幾若算子。截鶴續鳧，整齊過甚。」在這種觀念制衡下，人們動輒稱「唐以前書」如何，「唐以後書」如何。論者皆謂清代碑學分判南北，分判碑帖，其實還應補充重要的一點，便是分判古今。尊北而抑南，尊碑而抑帖，尊古而抑今，構成清代碑學的三重基本價值取向，而尊古抑今的具體表現便是尊魏而卑唐。

　　關於這三重取向，阮、包、康三家的側重點各有不同，比如阮元分判南北便為康有為所不取。阮元在三個方面都有體現，只不過對唐人並非一律貶抑，在他看來唐人中亦有存古法者；包世臣側重於後一者；康有為側重於後二者──其中崇古抑今的態度為三人所共有。由崇古抑今而借古開新，其實是碑學思潮最具本質性的一種藝術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