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猶太諺語說：「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兩者意思不同，但又有相通之處，多少都有點所謂「上帝視角」之下的淡薄意味。

　　作家也常常是「不仁」的，隨性地注視着筆下滴灌出來的一切。劉震雲的小說，就像《故鄉天下黃花》，情節如同白開水，沒什麼波瀾壯闊的場面、細膩入微的描寫。孫毛旦讓許布袋去殺地主李老喜，許卻覺得李人不錯，理由是自己小時候去李家偷棗，李老喜喝退狼狗，也沒有打他。不過，既然要殺，那就殺了吧。對於黃土地上的農民來說，邏輯就是這麼簡單。而日本兵、中央軍、武工隊，誰來了都是要徵糧食，也沒多大的區別。

　　莫言的小說固然奇幻瑰麗了許多，許多幻覺式的心理描述可以連篇累牘，但人物的命運也多被猶如出土陶罐般的腦袋所支配。並沒有理想、信仰這些奢侈品，一切似乎都那麼瑣碎得不值一提。底層草根，命若螻蟻，在歷史的洪流中，連做看客的份兒都沒有，而像被裹挾的土坷垃，面對苦難，卑微地喘息着。對蒼茫大地，白描已經足夠，其他的解釋、分析，都顯得多餘了。

　　《醒世姻緣傳》、《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一類的譴責小說，每有論者以為是諷刺揭露有餘，而提煉概括不夠，深度思考不足。這其實也是仁者見仁。一個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碎片，拼合出千瘡百孔的芻狗世界。唐德剛先生的史學中，嬉笑遠多於怒罵。比如寫辛亥革命：「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鹹鴨蛋』光復的。」革命黨人拿着鹹鴨蛋冒充炸彈，就嚇跑了朝服大褂的道台知府。如此，還用再多說什麼嗎？

　　昆德拉在他那篇引述猶太諺語的演講最後說：「上帝看見我在這兒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講，他正在一邊發笑。」有時候，戲謔而直白的筆鋒更殘酷，並不是對苦難的消解，而是大音希聲似的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