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飛正傳》雖然是一部以「綠色」為畫面基調的電影：空鏡中的林立的棕櫚樹，蘇麗珍小賣部的椅子，旭仔家中的牆紙、他的杯墊、他的毯子，幾乎都染上了一層敗亡的灰綠色，彷彿生命的本質都已經霉變成了這種蕭條的色澤。但今次在電影院中重溫，我卻第一時間聯想起兩部與「綠色」毫無半點關聯的芭蕾舞劇——伊戈．斯特拉文斯基所譜寫的《火鳥》和《春之祭》：肅穆的異教祭典中，一位少女在祭台上正用盡全力起舞，她是長老們獻給春天之神的祭品，她只能一直跳下去，直至舞到力盡而亡。

　　旭仔的一生，被上海的母親告知自己並非她所出，又被菲律賓的生母拒之門外，他始終踽踽獨行地流浪，尋找自己的「身份」所在；遇到蘇麗珍這樣端正的「好」女人卻不敢深情，遇到露露這樣媚俗的「壞」女人也只敢褻玩，拒絕了一切卻沒有忘記一起，最終仍是孑然一身；義無反顧地出走、亡命、投身死亡，以一種向死而生的姿態放逐自我，如祭台上那位瘋狂跳舞的少女一般，直至最後力竭枯亡，死在一列不知前往何方的火車上。

　　《阿飛正傳》裏，盡是旭仔這隻火鳥的痴狂、嗔怒、決然，然而鏡頭外，這部電影的誕生過程本身也充滿了不合時宜和不可思議。王家衛拿了鄧光榮四千萬的巨資，給他講了個與《旺角卡門》差不多劇情的故事，結果拍出了這麼一部絕對回不了本的文藝片，本身就已經夠瘋狂了。拍攝的過程也是異常刺激：旭仔和警察在菲律賓火車站逃亡，爬上了車站的頂蓋奮力地跑，可是他們腳下的屋頂已年久失修，不少鋅鐵都已經殘破不堪，隨時有塌陷的可能，若運氣一旦欠佳，一九九○年的香港影壇就要損失兩位名演員了。一幕幕、一步步，都像是亡命之徒的賭局，將「死亡」一開局就擺上了桌面。

　　很多人都說王家衛後來的電影都沒逃出《阿飛正傳》的影子，《春光乍泄》也是，《花樣年華》也是，《2046》也是，似乎只是旭仔、蘇麗珍、露露等人不斷出走逃離又不斷輪迴轉生的故事。

　　王家衛鏡頭下的這隻無腳雀仔，在一通奮力掙扎後決意奔向死亡，又在下個時代重生，繼續迎着生命的終結而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