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工作二十六年的歷練，給我最大的回報，是學會「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

　　我進入《大公報》的第一天，見到的第一位大公報人，是當時的要聞課主任趙澤隆先生，也就是我一向景仰的「東翻西看集」作者龔念年。我那時已閱讀《大公報》多年，長期拜讀他在「大公園」涉獵廣博的文章，大大擴了眼界。能在他手下──大家稱他趙大哥──做電訊翻譯工作，我喜出望外。

　　翻譯電訊，要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內容涉及無限領域，不限於政治、經濟，還旁及社會、文化、體育等等，一些「花絮」新聞更是古靈精怪、無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報道不到的──新聞之「新」，此之謂也。

　　可是看得多，不等於你就見多識廣。

　　那時，《大公報》小賣部有一些新出版的書籍擺賣。一次在翻看新到圖書時，遇到趙大哥。他跟我閒聊起來，不經意地帶上一句：「要多讀點歷史。」

　　我正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想惡補又不知從何入手，趙大哥的一句話無疑給我指出了一個方向。

　　大公國際版有個每周一至六見報、署名施君玉的國際時事評論專欄叫「縱橫談」。專欄不知始於哪一年，只知道第一位主筆是以中英文造詣俱精深知名的前輩報人李宗瀛，後來主要是趙澤隆。這個專欄相當有分量，曾聞報館一位領導說，當時內地一位主管新聞的要員說，每天都要一讀「縱橫談」。

　　這當然與專欄的質量有關。其中文章未必真能洞悉世情之萬千變化，但能提供可供思考的視野、背景、角度和新訊息等，對讀者有所啟發。專欄取名「縱橫」，縱是時間，橫是空間。

　　香港已故學者饒宗頤做學問，十分注重時空關係，曾說：「時間與空間不能分割。一般來講政治文化史只注重時間的演變，忽略空間，這是個缺陷。」「空間是什麼？是東西南北四方，還包括天地，也就是六合。」

　　「縱橫談」也就是「六合談」。我那時自是每天拜讀，於無聲中得滋潤，獲益匪淺。

　　《大公報》的前輩報人都有點知識分子傲氣，鮮會主動、手把手教你，但會有意無意地給你三言兩語的點撥。趙大哥給我的點撥，有兩點印象深刻。一是筆下要有「新東西」，我的理解是新材料、新觀點、新角度等等，新聞貴在新；二是不要以為你什麼都知道了而妄下結論，新聞背後有大量不為人知的事情在進行。其中，自有他的個人的經驗和教訓。

　　我後來有機會在《大公報》寫作，包括「縱橫談」、「寰球特寫」等，都記着這些教誨，盡力掌握原始材料，如蘇東坡言：「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當年的要聞課分兩大塊，負責國內新聞和國際新聞，報館在有限資源下盡量擴闊自己的新聞來源。在內地有多個辦事處，包括北京、上海、廣州、瀋陽、南京、福州、昆明等，都有能獨當一面的記者採寫獨家文章，堪稱高手如雲。這在香港報紙中不多見。在內地改革開放之初的時代大潮中，《大公報》各地記者、通訊員撰寫的大量報道，向廣大讀者繪畫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宏闊圖景，讓世界看到一個嶄新的中國在噴薄而出的雄偉景象。

　　在海外，《大公報》曾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有記者或通訊員，都能提供別具特色的通訊。重視國際新聞報道，素來是《大公報》的傳統。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大公報》就以歐洲和太平洋兩個戰場的獨家報道馳名，最有分量的報道來自兩個戰場的隨軍記者：歐洲戰場的蕭乾和太平洋戰場的朱啟平。

　　我在要聞課工作的一個晚上，接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一位學生的「問功課」電話，問的是：為什麼《大公報》國際版經常有「特譯」？這在其他報紙看不到，或較罕見。

　　這的確是當時《大公報》國際版的特色之一，一個整版當中隔三差五就有一個約一千五百字的「特譯」，通常是美、英、日報章雜誌上的特寫（feature）文章。這些文章的新聞時效較低，或是評論，或是分析，但勝在內容深入、獨到。作者除了各報資深記者，還有知名學者、專家，文章質量，超乎各通訊社日常趕時效的新聞稿件。當時報館訂了不少外文報紙、雜誌，翻譯組的同事看到認為適合向讀者推介的，可以翻譯出來供編輯採用。對編輯來說，偌大的一整版，有一篇篇幅較大的文章，也有壓版的美化作用，以免版面太瑣碎。

　　國際間一些值得注意的觀點、動向，常通過這些「特譯」得到介紹。記憶中，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推出他至今具影響力的巨著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大國的興衰》），《大公報》就以特譯作了推介。

　　那時，報館一些前輩報人很鼓勵我們年輕一輩翻譯這些難度較高的「特譯」。朱啟平從北京重歸港館工作，他以一篇關於日本在美艦「密蘇里號」上簽署降書儀式的全景式特寫聞名中國新聞界，是名記者，對我等小輩來說，有點「高不可攀」。可是有一天，他主動給我說：你每星期翻譯一篇「特譯」，我給你改。

　　於是一段時間裏，我每星期做一次這樣的「功課」。他從來不給你說，稿件有什麼問題；我在「特譯」見報後，仔細重讀，看看都有哪些改動，就心中了然了。

　　多年之後，我始終認為，要提高中文水平，翻譯是非常好的鍛煉，它基本上就是文字重組練習，讓你明白怎樣重組才成其為好的中文，而不是歐化的中文。當然，要有一個好師傅、好編輯。我見過有編輯「眼前直下三千字」、一個標點也不改。不是記者的文字好到能一字不易，而是編輯太不負責任，也可能是太無能。

　　我在《大公報》的二十六年，是不斷汲取、學習的二十六年，即使後來被調離編輯部亦一樣。只要你一個心眼地要把事情做好，你可以從任何工作中學到什麼而有所進益。

　　二○○二年，我在完成報館交託給我的慶祝《大公報》成立一百周年工作後，離開報館，到了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工作。面試中，我對面試官以「學會了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總結自己在《大公報》的工作經驗。這句話其實是英國已故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說的，而這又是李約瑟讀中學時校長對他的教誨；對我，則是實實在在的體驗。

　　退休多年，我仍靠着從《大公報》培養的這一習慣觀察世界。

《大公報》前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