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第四十三期後，《盤古》的文藝思想也發生轉變。一九七二年六月《盤古》第四十七期轉載了毛澤東《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三十周年》，第四十八期又發表了梁寶耳的《我對〈延安文藝座談會〉、革命樣板戲及「白毛女」的一些意見和感想》等。新的指導思想，勢必導致對於港台文學的重估。果然，一九七二年八月第四十九期《盤古》發表了《困獸之鬥的港台文學》一文，批判港台文學。

　　在詩歌上，古蒼梧的看法也有變化。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盤古》第五十七期上發表《從新民歌體看新詩發展的新方向》，將新民歌形式看作中國新詩的新方向。早期古蒼梧雖然批判港台現代詩，但批判的只是他們的晦澀和猜謎現象，認為他們沒有繼承中國現代詩。從《困獸之鬥的港台文學》一文看，作者已經在否定現代詩本身。其後，古蒼梧已經完全離開現代詩，轉而開始談論新民歌體詩歌。他在《從新民歌體看新詩發展的新方向》一文中談到：中國詩歌原就出自民間，後來被文人所壟斷，新詩產生以來，二十年代末期左翼評論家就提出了新詩不能脫離群眾的問題，三四十年代以後，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民歌體盛行，古蒼梧對此評價很高。《盤古》在其後的第六十期發表了一個新民歌專輯，詩題有《秧苗插到藍天上》《鐵路修到青石山》《礦山之夜》《定叫今年超去年》等，署名有「彝族民歌」「邯鄲工人」「興隆公社劉章」「晉縣袁然」等，顯然都是內地民歌詩人的作品。

　　在香港本地，《盤古》注意引導香港七十年代香港青年學生的寫作潮流，倡導從生活出發，創作健康明朗的作品。「風格詩頁」停止以後，《盤古》上的詩歌一直沒有欄目名稱，到第六十九期，《盤古》出現了「盤古文藝副刊」徵稿，這次徵稿正面闡述本刊物的文藝主張：「我們主張文藝應從生活出發，在社會現實中開拓廣闊的創作天地。凡是風格明朗，內容健康的作品，我們都歡迎。題材可以多樣化，形式不必拘於一格──我們鼓勵新的嘗試。」「盤古文藝副刊」自一九七四年七月《盤古》第七十一期開始，其格式特別之處，確如「徵稿」所說，在於他們和評論的互動。第七十一期發表了香港詩人飲江的詩《文賽撒斯廣場所見》和《我從沒有見過的那種花》，同時發表了林原撰寫的評論《飲江的詩》。第七十二期則刊登了楊明的長詩《死在戰場之外的中國兵》，同時刊登了評論劉浪的《關於「死在戰場以外的中國兵」》。到八十一期，評論是林海的《評曹禺戲劇節》，與作品沒有直接對應關係。不過，這一期「文副編委」發表了《一個文藝運動正在展開》，從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角度評論當代香港的學生文藝運動。

　　自《盤古》轉向以後，「風格詩頁」原來的詩人大多都退出了，「風格詩頁」時期原有的詩歌同人性解體，來稿的無名詩人增加了。《盤古》的詩歌陣容完全改變了。除大量轉載內地作品外，香港本地詩人大致有三種：一，原有的詩人中，只有核心人物古蒼梧繼續引領。他雖然論述新民歌體是現代新詩的前途，但並沒有放棄自由體詩，並且認為自由體詩與新民歌就可以互補。他轉變了自己的風格，發表了《鋼鐵巨人》（62）、《讓我們好好的乾一杯─為越南的全面解放》（82）等政治抒情詩，詩風受到艾青、何達的影響。二，香港本地的思想較為激進的詩人。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飲江，他的詩歌充滿政治熱情，不過有概念化的傾向。三，香港原有的左翼詩人。在「盤古文藝副刊」開創的第七十一期，首先就刊登了何達的三首詩《每個時代》、《快樂的思想》和《詩的宣言》。何達後來常常在《盤古》露面，這意味着《盤古》在文藝觀上與香港左翼文人越來越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