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奧裏爾學院外牆上，立有一尊英國殖民者塞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的雕像，將其拆除如今成了清算殖民主義的一個重要象徵。實際上，早在百多年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已對罪惡的殖民主義展開了深刻反思。

　　一八七○年一月十九日，馬克思收到親密戰友恩格斯的一封來信。信中寫道，「我在這裏的一個圖書館，終於發現一本普蘭德加斯特的書（註：《克倫威爾在愛爾蘭的殖民》），但願我能得到它。我走運也罷，倒楣也罷，愛爾蘭古代法現在要出版了，因此，我也得攻克它們。我研究得越深，我就越清楚：英國的入侵，使愛爾蘭的發展喪失了一切可能性並使它倒退了幾個世紀。」

　　恩格斯所講的時代背景，正是英國對愛爾蘭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在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二年之間，愛爾蘭發生了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死亡人數最多的大饑荒，令人口銳減了將近四分之一，上百萬人流離失所、遠走他鄉。出現大饑荒除了是作為主要糧食作物的土豆遭遇大面積病蟲害的天災，更多的是英國對被殖民者生命所表現出來的冷酷和絕情的人禍。尤其令人憤怒的是，此時英國殖民者正忙於將魔爪伸向東方──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恩格斯的來信，對馬克思產生了深刻影響，不僅堅定了他早年對殖民統治給東方國家造成災難的認識，更促成了他在晚年對殖民主義給予徹底的否定和批判。

　　馬克思早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二年擔任《紐約每日論壇報》通訊員時，就撰寫了大量英國殖民者侵略東方國家的文章，當中包括了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批評，並引用了大量公函、議會紀錄等來揭露鴉片戰爭是多麼站不住腳和不得人心。他說，每一個公正無私的人，在仔細研究了英國當局同中國廣州當局之間往來的公函以後，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全部事件過程中，錯誤在英國人方面。表面上看來，戰爭是為了緩解歐洲本土的金融危機和扭轉貿易逆差，為此他們找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藉口來為自己的血腥暴行正名，甚至利用媒體來為自己開脫。但究其根本，戰爭的動機在於帝國主義想要通過戰爭撬開據《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的那個「遍地是黃金的未知世界的大門」。

　　對於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他形容英國是「海盜式掠奪」行徑，殖民統治導致亞洲的白銀大量外流，各類不平等條約以及割地賠款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國庫空虛，國家財政孱弱無力，一度爆發財政危機，人民因此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鴉片貿易也導致中國國民的精神受到嚴重的摧殘，體質深受損害。他說，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犯下了殘忍屠殺和血腥暴行，如果「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

　　從馬克思不同時期的論述，不難看出鴉片戰爭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侵略戰爭，也是英國罪惡殖民史中不可迴避的一頁。然而，就是這麼一段對東方乃至世界文明進程影響深遠的歷史，在英國的學校教材中卻幾乎不見蹤影，很多英國人也因此對鴉片戰爭一無所知，更遑論進行深刻反思，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反常的現象。

　　英國華裔社會學者何越曾和我探討過此事，她近年積極推動將鴉片戰爭歷史寫入英國的教材。她以英國中學歷史教綱為例，指出在一七四五年至一九○一年這段歷史中，裏面就沒有包含「鴉片戰爭」的字樣。曾經還鬧出過笑話，有學生一聽到「鴉片」一詞，第一反應竟是關於打擊吸食大麻。在學術上，英國把鴉片戰爭叫作「英中戰爭」（Anglo-Chinese War），隸屬於「大英帝國史」或「十九世紀史」，內容基本是一筆帶過，篇幅和重要性遠遠不及其他史實。這也造成了如果有人不是專門研究過這段歷史，就很難知道整個戰爭來龍去脈的，更弄不清孰是孰非。

　　英國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教授、漢學家藍詩玲（Julia Lovell）在她的《鴉片戰爭》一書中也提到，鴉片戰爭在英國被大多數人遺忘，連中學歷史課都少有提及，讓她感到特別驚訝。她說，這是一場不道德的戰爭，為了替鴉片戰爭辯護，英國主戰派們在公共輿論中將中國妖魔化，創造出一個狂傲的中國形象，這樣的負▉面形／面型▉象被利用，腐蝕了國家決策的道德底線。她寫書的目的，就是要將英國讀者從他們對曾充滿鴉片的歷史的健忘症中喚醒。

　　以我在英國多年的觀察，鴉片戰爭從英國人記憶中消失，與官方選擇性遺忘直接相關。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於一九八二年訪華時，拒絕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只因浮雕上記錄了鴉片戰爭歷史。而負責教育的最高官員、前教育大臣高文浩曾公開抱怨，英國的歷史教學「灌輸了太多前殖民時期的罪惡」。一直以「道德衛士」自居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對鴉片戰爭也從來是絕口不提。

　　歷史是面鏡子，也是最好的老師。英國若不能全面客觀地正視罪惡的殖民史，就無法做到真誠的反思和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