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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空間/梁思成:啟蒙者的疑惑\方 元

時間:2021-03-01 04:24:51來源:大公報

  圖:南京博物院是仿遼式建築。\作者供圖

  如果把中國現代建築史拍攝成連續劇,那麼你會在劇中經常看到一個中等身材、面容削瘦的人物──梁思成。他是中國建築界的巴金,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了一個文化啟蒙者的角色。不過,他也留下了一些疑惑──既是啟蒙者的疑惑,也是歷史的疑惑。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讓我們藉此機會重新認識這位大師。梁思成是中國現代建築理論的一位奠基人。不過,他的建成作品不多,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個半。四個是:揚州鑒真和尚紀念堂,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北京大學地質學館和女生宿舍。「半個」是指南京博物院人文館。我把南京博物院視為梁思成的半個作品,是因為原方案的設計者是徐敬直和李惠伯,而梁思成在修改設計方案時發揮了主要作用。儘管是「半個」,但作為他設計的第一座大屋頂建築,它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梁思成的其他作品,而且是其他作品不可替代的研究實例。

  雖然這座建築在一九五○年建成,但它的故事發生在十五年前。一九三五年,徐李在博物院設計競賽中獲選。他們的設計方案採用了清代的建築形式。其後,在梁思成的建議下,博物院建築委員會要求徐敬直將設計方案改為仿遼的建築形式,並指定梁思成擔任監管和設計顧問。

  從南京博物院的構思至建成,梁思成都是一個直接的參與者。實際上,他擁有雙重的身份:既是建築委員會的評審委員,又擔任徐李事務所的設計顧問。即是說,他在設定建築風格、遴選設計方案、改變設計方向、指導建築設計等各個主要階段,都是一個起關鍵作用的人物。所以,把南京博物院視為梁思成的作品,實不為過。

  為何梁思成如此執著於遼國建築?對於普通人來講,清式與遼式建築沒有什麼分別。但對於梁思成,這個分別是非常清楚和重要的。他認為唐代建築在造型上比清代建築更雄健豪邁,在結構上更誠實理性,因此更能代表中國建築的美德和中華民族的精神。但由於當時尚未在中國找到唐代建築的實物,於是他只能借鑒「恪守唐代嚴謹遺風」的遼國建築。

  北宋是與遼同期存在的王朝。南京曾是北宋的江寧府,而梁思成稱讚宋代建築「典雅優美」。那麼,為何他沒有為南京博物院選擇宋式建築?北宋與遼國是由不同民族統治的、敵對的兩個政權,兵戎相見幾十年。如今把遼國的宮殿建在昔日宋朝的城市,這對於南京的歷史文脈是否合適呢?遺憾的是,梁先生已不能為我們解答疑惑了。

  內地的學者認為梁思成的設計不同於仿清建築,亦不屬於復古建築。而我的看法是,無論建築形式是仿清還是仿遼,它們其實是一家人,都是「宮殿式」,同屬於古典復興主義家族。進一步講,它們雖然頭戴中式大帽子,但設計思想和手法是源於歐美的學院派。

  人們普遍把梁思成看作是歐美的學院派在中國的一個代表人物。梁思成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受古典學院派教育。可能因為看到學院派是建立在古希臘羅馬建築的基礎之上,因而他發奮研究中國古建築,試圖為建立中國的學院派打下基礎。南京博物院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實踐自己理論的機會。

  學院派的門徒,古建築的專家,中國古典建築復興的代言人……劇情按照這條線發展似乎順理成章,但梁思成沒有按劇本演。就在設計南京博物院的那年,他與林徽因在北京大學設計了兩座現代建築。在這座古都,他們有很多理由選用中國古典建築風格。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們選用的是毫無中國特色的現代主義風格。同時,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力捧現代主義建築:「所謂『國際式』建築,名目雖然籠統,其精神觀念卻是極誠實的。」

  「國際式」是現代主義建築中最激進的一種風格。在審美價值觀上,學院派與現代派勢不兩立;在形式和風格上,古典主義與「國際式」南轅北轍。兩派的關係如果不是水與火,那也是水與油。那麼,學院派出身的梁思成為何一邊做着中國的「宮殿式」建築,一邊又力捧西方的「國際式」建築?

  表面上看,梁思成是自己跟自己唱對台戲,但很可能的是,他認為兩台戲的唱法並無矛盾。這個推測可在他的文章中找到根據:「『國際式』建築有許多部分便酷類中國(或東方)形式。這並不是他們故意抄襲我們的形式……它們的每個部分莫不是內部結構坦率的表現,正合乎今日建築設計人所崇尚的途徑。」

  由此看來,在梁思成的眼中,西方現代建築與中國古建築在形式和結構上有相似相通之處,它們的關係不是水與油,而是水與乳,是可以融合的。而且他樂觀地認為,西方現代建築與中國古建築「這兩種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藝術,竟融洽相類似……這正是中國建築因新科學、材料、結構,而又強旺更生的時期。」

  這個觀點聽上去很有道理,但把理論變成施工圖時,問題就冒出來了。要把現代的建築功能和工業化技術塞進傳統的、農業手工業時代的大屋頂下面,並非像沖杯奶茶那般容易。儘管中國古建築是誠實和理性的,但用鋼架和混凝土去摹仿木結構和舊形式的時候,建築就變得不誠實、不理性了。作為仿古建築,它是一個優秀的作品。但作為現代建築,它就缺乏說服力了。

  五十年代初,梁思成摒棄了西方的「國際式」,批評它「以『革命』的姿態……猖狂地攻擊歐洲古典建築傳統。」於是,他轉而把自己的理想與俄國的學院派結合,推動了新一波中國古典建築復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些優秀的民族形式建築。不幸的是,未等他總結經驗,解答疑惑,對他的批判已鋪天蓋地而來。

  梁思成一生都在探索建築的民族性與現代化相結合的道路。今日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如何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遺產的問題再次擺在我們的面前。雖然梁思成離世已近五十年,但他的思想對建築界仍不失啟迪意義。如果我們能解開「啟蒙者的疑惑」,那將為中國建築的創新和傳承之門找到一把合適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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