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張愛玲完成散文〈更衣記〉，在給《二十世紀》投稿時，附上了親手繪製的十二幅相關的服飾髮型圖。

　　其中有一些討論。張愛玲自稱是個「戀衣狂」（「Clothes-crazy」），可謂人所共知。一九四四年版的《流言》封面至今為人津津樂道。柯靈算是她驚世駭俗的支持者之一。張不甘於只做一位實踐家，進而要成為一位理論家。但後者的身份有關這篇文章，喜歡的說是小文大成。張愛玲於一九三九年起就學於港大，其時許地山受聘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任教授。張確實極少提到這位老師。關於師生之誼，其文予人印象的大概除了弗朗士便是貝查。若真要附會一番，就要說到〈茉莉香片〉中那個將長衫穿出了「蕭條的美」的言子夜，大約是以許為原型。

　　許地山是現代文學史上有名的文化雜家，教書創作之餘，譜詞曲、善琵琶、精插花，對服裝、古錢幣等研究皆頗為精深。在中文學院期間，曾以英語講授《中國服飾史》，並為「中英文化協會」作過題為《三百年來中國婦女服裝》的講演。一九三五年天津《大公報》的《藝術周刊》曾分八期連載了他的長篇論文〈近三百年來底中國女裝〉。文章細述清兵入關以來至近代中國大動盪中女性服飾的沿革情況，洋洋萬言，考據靡遺，論斷之一便是「女人底衣服自明末以至道光咸豐年間，樣式可以謂沒有多大的改變。」從〈更衣記〉來看，開口「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麼時裝可言！」與乃師同聲共氣。

　　不過，這篇文章的貢獻，也不容小覷。難得是張愛玲在衣服上看出超越時代的「社會政治」：「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裏。」這句話意味深遠。藝評家伯格爾（John Berger）中分析德裔攝影大師桑德爾（August Sander）在一九一三年拍攝的一幅照片，是三個身穿西服的農民在去舞會的途中場景。伯格爾指出西服穿在勞工身上和穿在商人身上的差異性。彼時西服尚未如當今普及，原為商人而設計。穿到這幾個青年人身上，表面似乎建立了某種平等，恰又變相強調了階級關係。大約就是所謂「着龍袍不像太子」，反而顯出寒微來。伯格爾的結論是：西服已經發展為一種「統治階級的制服」，同時象徵着某種被定製的文化霸權標準。回到〈更衣記〉，張愛玲寫道：「逢着喜慶年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寡婦繫黑裙，可是丈夫過世多年之後，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可謂謹規嚴律。寫到穿裘皮，便是「『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在我國文學典籍中，「因人製衣」的文字，可謂源遠流長。如脂評對《紅樓夢》有一段頗有見地的評述：「賈母是大斗篷，尊之詞也；鳳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雲有斗篷不穿，着其異樣行動也；岫煙無斗篷，敘其窮也。只一斗篷，寫得前後照耀生色。」寫專制家庭裏的生活，巴金與張愛玲南轅北轍，將女人更是打造得無一點風致。但服飾描繪上，卻與張文有所呼應，可為補證。他寫侍妾婉兒，「穿了一件玉色湖縐滾寬邊的袖子短、袖口大的時新短襖，繫了一條粉紅湖縐的百褶裙。」這便是張說的民初服裝天真的走向，「『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襖腰部極為緊小。」一望既知，這裏面還是男性的窺視欲在作祟，遮遮掩掩，欲拒還迎。婉兒是董樂山的小老婆，老朽眼中的時髦，是五四新派的開放上頭，莫名又在坦蕩處狠狠地縫上了幾針，方不為失禮。穿的人和看的人，都不覺得十分委屈。這便是民國突然之間海納百川的好處了。

　　曾經看一檔叫作「鑒寶」的節目。有這麼一集，展示了旗袍上百年的演變，真是開了眼界。不同於在《花樣年華》中看張曼玉霓裳迭轉的眼花繚亂，那畢竟是浮光掠影的輪廓，禁不起推敲。這回的眼界開在了實在的細節上，說起一個例子，及至晚清，傳統的中國服飾，最大的特色仍然是在鑲邊的裝飾上。所謂「鑲沿」，風氣原起於咸豐，盛於同治，沿領口、襟邊，腳位的側衩，由「三鑲」發展至不厭其煩的「十八鑲」，花邊面積佔上了衣衫面積的近一半。也有刺繡織成的「片金緣」，富麗更只有皇室可享。即便是原料，傳統的絲綢工序之繁複，亦令人嘆為觀止。雲錦的織造速度，兩個工人一天可織出幾十公分；若是緙絲，一天只能一兩寸。張愛玲便在〈更衣記〉中感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閒階級一貫的態度。唯有世上最清閒的國家裏最閒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製造一百種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同樣地煩難。」因此，她便很是贊成時裝「化繁為簡」的作風。認為「點綴品的逐漸減去」是去蕪存菁。甚至拿了「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的「緊匝在身上」的時髦來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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