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因疫情而緊急剎車，本來業界還在期盼一切如常，哪料疫情從幾乎清零到突然爆發第三波。幸虧有關當局決定果斷而及時，避免了一場險情。

　　第一屆香港書展始於一九九○年，印象中從未停辦過，是一代人成長的歲月。我經營的小出版社於一九九一年創立，第一次參加書展是第十二屆，此後又參加了兩次，後來衡量利弊，營運難於持續，只好「急流勇退」了。那年是二○○一年，當時在會展中心的一個長寬各三米的攤位。如果沒有優惠就要繳交兩萬元租金，可展銷七天。許多人說，書展旨在宣傳不在乎賺錢，這的確沒錯，我們也是抱着這樣的信心參展。那時累計出版了不少書，尤其是香港文壇巨匠劉以鬯先生的純文學名著。我們邀請他還有其他十一位作家逐日到攤位簽售圖書。仍記得當時我家讀高一的小女畫得一手好漫畫，即場為小朋友繪漫畫式大頭像，象徵性收取一點費用。還有一些社會上、校園裏的義工自願來幫忙，宣傳功夫做足，加上我們的出版物一向以中小學生為對象，師生們非常捧場，攤位被熱情的讀者擠得水泄不通。那時，名作家出動配合售書的情況在書展還不太成風氣。好景不常，接下來幾屆開始受限制，作家不得在攤位內簽售，被集中安排在其他場所，距攤位很遠，我們的銷情也受到影響，熱鬧度差遠了。但無論好或差，都談不上「賺錢」「盈利」，只是收支平衡，不計人工，站攤位的公司職員和義工一樣，幾乎都是義務工作。

　　後來香港書展為了適應發展形勢，將本來同一館舉行的、有點喧賓奪主的漫畫、電玩展集中起來，移師九龍灣的國際展覽中心。不久後，娛樂文化、明星興起，偶像效應席捲香港書展，漸漸地書展模式和風氣偏離了傳統的圖書觀念，走向多元化；業界的大機構每次書展，都拿下了十幾二十來個攤位，小出版社很難再分到一杯羹，不少小機構與我們一樣，慢慢在歷屆書展中淡出了。

　　我不再為搬書辛苦，從參與中抽身出來，成為高樓倚窗俯看橋上人兒的另類風景的一員。那些年，內地也有一些省份的出版社來港參展，也旨在參與和宣傳，除了南方幾個省份運來的圖書數量比較多之外，其他出版社運來的只是聊備一格的經典和代表性新書。不過，數量雖少，實行大優惠，書林獵書，仍可以買到不少心頭好。偌大的內地展區，逛了一圈揀心愛的、需要的書也得花上半天一日的時間。可惜由於內地與香港使用文字繁簡兩體不同，一般在此區看書選書買書的，多是教授學者，較少年輕讀者的問津，慢慢地展出的圖書數量也就越來越少了。

　　香港書展由於宣傳工作做得很好，主辦機構魄力足夠，也擅於運用與本地出版機構合作的力量，加上多年舉辦各種展銷的豐富行政經驗，越辦越有影響力。每年七月，被視為香港書迷的書香季節，參觀人數一路飆升，從八十萬增加到逾百萬。七百多萬人口的香港，居然高達七分之一的人次走進香港書展，真是了不起的成績。那一周裏，炎炎烈日下，多見一家大小出動，拖着拉扞箱趕集似的，又如趕飛機場欲搭飛機飛向一個「書香國」。

　　參展書商和各項活動也逐年增加中，據悉，今年延期的第三十一屆參展商就有七百三十家，各項活動超過六百個。往昔我就獲邀參加過兒童文學新書集體發布會、兩人對談劉以鬯主辦報紙副刊成就和聽眾多達八百多人的《追念劉以鬯先生──「文壇宗師」劉以鬯先生的花樣百年》四人對談。

　　今年香港書展延後是無可奈何，尚未知舉辦的具體時間，不得不說，這次疫情對圖書業界是一次史無前例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