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個節氣，我對以「立」字開頭、領銜「春夏秋冬」的那四個反應敏銳。季節伊始是為「立」，四個節氣，如同「老天爺」設立的四座界碑，有着不容置疑的威嚴和浩蕩的儀式感。「老天爺」也從不失信，更不虛言，那時候，節氣之準，如同情人的誓言。

　　立春日，天氣必定晴朗、氣溫回升，儘管前一天還灰暗、陰冷。如此立場鮮明的日子，最為人所期盼。母親說，立春也叫「打春」，打春時不能賴在炕上，否則一年都沒精神。小時候，我對母親的話心存敬畏。記得那個立春的下午，我約了小民徑直向河邊跑去，雖還穿着棉衣棉鞋，但通向河邊的土路鬆軟了，荒草覆蓋的泥土路顫顫悠悠，身上有了汗，可還是有絲絲涼風從袖口灌進來。 　　在北方，立春是被冬天包裹的，它更像是小雞剛剛啄破了蛋殼。不破不立，破了，就有希望。那天的太陽也足夠實誠，彷彿要使出渾身的力氣，高擎起春天的旗幟。我和小民站在河邊，說着理想，陽光灑到身上，暖意微乎其微，但我們感動於這份暖意所帶來的希望。那年，我九歲。

　　立夏的前一天，我稱之為「春天的最後一天」，自覺這個叫法有詩意，倘若也把立秋的前一天，稱之為「夏天的最後一天」，就有點東施效顰了。那年，「五一」還有七天的小長假，立夏在休閒中如期而至。我和雪約定，在「春天的最後一天」見面，地點在抗震紀念碑廣場。雪從另一個城市來，穿了牛仔褲、白襯衣、白球鞋，青春少女的打扮。她在努力使自己年輕一些。這讓我有些心酸，心理上，我們都想努力抓住青春的尾巴，就像立夏要來了，不甘心春天就這麼過去。她給我帶來了兩本新書，那也是她第一次出書，有一部開本很小，像稍大一點的日記本。好多年過去了，她成了暢銷書作家，但我忘不了她初次贈書給我時的羞怯，她嘴上一直說，也不好看，你別笑話啊。那年，我三十五歲。

　　立秋的清晨，天與地拉開了距離，天空高遠廣闊，雲是瓦灰色的，風也不再黏稠。我推出自行車，把兩箱書刊捆綁在後座上，奔向十幾里外的一個小集鎮。記得那天的生意不太好，只賣了十幾元錢，就是說，我只能掙一塊多錢。那個小鎮好窮，但也申請設立了集日，趕集的人稀疏、零落如天上的雲，又像拍電影時搭建的布景裏，找來的幾個群眾演員，夢幻般清冷。我坐在小書攤後，想起小時候母親說過的話：「立秋後，就不能到河裏洗澡了，會落下病的。」的確，一到立秋，昨天還沸騰的像煮餃子的河灣，只剩下了一池秋波。那年，我十八歲。

　　立冬的到來，以一層薄冰為標誌。夜裏潑在院子裏的水，沒有完全滲漏，清晨可見濕漉漉的一片黝黑裏，閃着幾縷銀絲般的光澤。水缸裏也結了一層冰，比紙還要薄，母親起早做飯，水舀子撞進去，如同捅破了蛛網。父親在窗前打理大白菜，好盡快入窖儲存，大白菜最養人，是一家人過冬的唯一蔬菜。我把自己穿暖和了，往汽車站走去，好趕上九點那趟去市裏的班車。我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新華書店的連環畫五折銷售，我想去批發一箱到集市上賣，就向父親借了五十元錢。那是我第一次做生意，哪怕我只有一棵大白菜，也立志要養活一家人。當我忐忑不安地到了汽車站，一回頭，發現父親遠遠跟在後面。那年，我十七歲。

　　那時候，我信任四季之立，如同信任父親擲地有聲的許諾；我感受節氣變化，如同感受母親四季輪迴般的撫愛、嬌慣、嗔罵和打在屁股上的雞毛撣子。如今，氣候變化，節氣不準了，就像是情人的誓言，只是說說罷了。又要立冬了，父親種的大白菜，又要收割了吧？這是我恆久不變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