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太原掃盲，一九五六年出版的第一冊《市民識字課本》\作者供圖

　　從九龍尖沙咀漆咸道走上行人天橋，還未走近香港歷史博物館，已遙見一巨幅展覽海報：「現代化之路─共和國七十年」。展覽是作為香港特區政府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的活動之一，由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和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博）合辦，通過一百七十多件／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以及約四十多件／套香港歷史博物館藏品，展現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現代化建設成就。海報以深紅和橄欖綠作底色，其上斗大的阿拉伯「70」反白字，內嵌維港沿岸多幢商貿高樓，高樓上有藍天白雲，反白字「現代化之路　　共和國」，加上英文紅字「The Road To Modernisation」，鮮明醒目。整張海報令人眼前一亮，傳遞的是香港和祖國內地密不可分的信息。

　　展覽場內多件／套珍貴展品中，一冊已發黃的舊書，飽含內地同胞識字的感人故事，那是一九五六年四月由山西省太原市掃盲協會編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的第一冊《市民識字課本》。新中國成立前，內地同胞的文盲率佔百分之九十。一九四九年，內地人口約有五點五億，文盲率百分之八十。文盲是指識字數不超過五百個字，半文盲是指識字數五百個字但不超過一千五百個字。有八、九成人口不識字，國家想建設談何容易，因此，其時國家的掃盲任務重中之重。新中國成立後，展開多次大規模掃盲運動：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這三年的掃盲工作備受矚目。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年，約有一點五億人參加識字學習行列，掃盲班遍布工廠、農村、部隊、街道，識字的教不識字的，互相幫助、患難相扶。掃盲方式因人因時因地制宜，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在敵後抗日根據地，有兒童團站崗教路人識字；一九五一年，部隊文化教員祁建華創立了一套適合戰士學習的快速識字法；一九五二年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二十五周年的全軍運動會在北京舉行，運動員進行識字賽跑比賽；一九五八年，四川郫縣太平鄉倪懷鳳在十天內通過刻苦學習，掌握了一千五百多個生字，獲取掃盲畢業證書；解放前，福州市水上居民中婦女百分百是文盲，解放後，這些婦女組織了識字班，在當地小學教師的輔導下開展掃盲學習，在船上練習寫字；一九五九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員吳鳳媛到北京幫助工人排練小歌劇《掃盲哨》。

　　山西掃盲，可說是當時全國掃盲運動的一個縮影。該省一個關於文盲的往事令人陷入深思：二○○五年九月中，有記者採訪山西省交城縣西營村一位農民。該農民對記者說，一九四九年秋，交城縣一個村的村長接到一封緊急「通緝密信」，本身是文盲的村長，不知道信上寫的是什麼，於是連夜挨家逐戶敲門找人看信，但村民同樣大都是文盲。後來村長終於找到了一個人稱「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後，很快逃去無蹤。原來，信中叫村長抓的嫌疑犯正是「秀才」。山西自知文盲問題嚴重，掃盲不遺餘力。祁縣僅王村開了七個識字班，組織二百七十個學員，聲勢浩大；其餘所有村（四個村）強調青壯年人都要入學。新中國成立初期，山西農村文盲達六百三十萬人。一九五五年，當全國作出七年內要掃除全國農村青年文盲的決定，山西省繼而作出五年內掃除全省文盲的決定。

　　新中國努力掃盲，既為了國家自身的建設，同時也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確定一九九○年為國際掃盲年，全球每個居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中國作為世界大家庭中的主要成員，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當然要作出盡力掃盲的承諾。經過多年的努力，根據國家統計局二○一○年數據，中國文盲率由二○○○年的百分之六點七二下降至百分之四點○八。掃盲成績非凡，深受國際讚譽。然而，中國地大人口多，近十年來文盲率有所反覆，根據二○一七年統計年鑒，中國的文盲率為百分之五點二八，可見掃盲工作仍十分艱巨。

　　舊日的香港，也有不少人不識字。二○○七年香港實行十二年免費教育，青少年到了十八歲，大都中學畢業。二○一二年，英國教育媒體公司培生集團參考了識字率、國際考試成績、大學入學率及二○○六至二○一○年的畢業率等數據，公布了全球教育系統排名，芬蘭、韓國及中國香港分別排首三位。同年，國際教育成績評估協會發表學生能力報告，香港小學四年級學生在閱讀能力範疇上領先全球國家或地區。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香港作為祖國一個特區，放眼世界，認識祖國，提升自己，是我們該走的正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