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也抄過不少書，但許多是為別人抄。他自己坦白：「予訪求二十餘年不可得……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吾友屈君魯亦好是學，願得《九章》刊之，從予錄一本。」這本出自戴震的「手抄本」，是《九章算術》。

　　還有人抄書，是為探討學問。比如翁方綱每天抄錄數條材料與丁傑商榷，是因為他正與丁傑補正朱彝尊的《經義考》。周永年也每天抄書，因為他正與桂馥編纂《四部考》。

　　於是，伴隨着《四庫全書》編纂的進行，出現了一個「新生事物」，就是《四庫全書》的「副錄本」。這些「副錄本」源於「手抄本」，然後又被再抄，甚至刊印出版。四庫全書館的生產線上，明面上生產着《四庫全書》的正文，暗地裏卻生產着《四庫全書》的「副錄本」。《四庫全書》編到哪裏，「副錄本」就跟隨到哪裏，像雙胞胎一樣如影隨形，不離不棄。當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十二年，第一部《四庫全書》歷經十年而編纂、繕寫完成，被鄭重地安放在紫禁城文淵閣裏，大量「副錄本」也在皇城外的琉璃廠活躍招搖，待價而沽。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秋天，一個名叫丁傑的文人從琉璃廠五柳居借抄了《尚書全解．多方》，是明代《永樂大典》中收錄的版本；《四庫全書》中全盤照錄了《永樂大典》，當然也收錄了《永樂大典》中的《尚書全解》，而這《四庫全書》中的《尚書全解》，丁傑又在第二年（公元一七七八年）八月裏在琉璃廠見到，再一次抄錄下來。這讓他有機會對《永樂大典》中的《尚書全解》與《四庫全書》中的《尚書全解》進行比對分析，發現並且修正了很多錯誤。

　　於是，《四庫全書》，包括《四庫全書》中收錄的、只有在宮廷內部才能看到的《永樂大典》，借助這些「副錄本」，在宮外廣泛傳播，被民間文人渴望的目光所看見，又介入了他們的書寫，成為新的著述，雞生蛋，蛋生雞，往復循環。乾隆、嘉慶年間盛行的以輯佚、辯偽、註釋為中心的歷史文獻學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也因此被推上一個輝煌的高峰，這就是著名的「乾嘉學派」。

　　固然，有人批評這種瑣碎的、繁瑣的、沒有目的和沒有判斷的考據學，也已成為一些人標榜智力和賣弄學問的手段，它使知識與思想剝離開來，使知識失去了思想的滋養而變得貧乏，也使思想失去了知識的支持而變得蒼白，但是，以戴震為代表的乾嘉學人卻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用葛兆光先生的話說，就是「借用知識表達思想的有意識嘗試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他們用自己的學術建樹，表達了他們重建常識與規則的理性。因此，胡適先生這樣評價戴震：「人都知道戴東原是清代經學大師、音韻的大師，清代考核之學的第一大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後第一個大思想家、大哲學家。……論思想的透闢，氣魄的偉大，二百年來，戴東原真成獨霸了！」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戴震在纂修官任上去世，享年只有五十五歲。十多年後，乾隆讀到戴震所校《水經注》，心中突然一動，想了解一下這個戴震。身邊的官員告訴他，戴震已去世多年。乾隆掩上書卷，半天沒有說話。

　　很多年後，紀曉嵐翻讀戴震遺著，心中想念故友，揮筆寫道：「宦海浮沉頭欲白，更無人似此公痴。」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