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綠皮書》聚焦黑人精英和底層白人的故事

　　《綠皮書》（港譯《綠簿旅友》）講述了一個黑人精英和底層白人在一趟旅程中互相理解、教育與成長的故事。它意在指出，化解仇恨，應該從刨除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偏見開始。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互相尊重與理解。在充滿血淋淋的鬥爭，反覆的傾軋與傷害的族裔問題面前，這部電影沿着這種溫情基調，在種族議題的基本框架中展現了一套精緻的美式「小清新」論述。

　　按照電影中的兩個主要人物：黑人音樂家唐，和白人司機托尼的形象塑造，可將這部電影概括為種族議題版的「傲慢與偏見」。唐表面上很傲慢，實際上始終都很脆弱和自卑。他執意去南部進行音樂巡演，除了是他在族裔問題上的平權訴求，實則也是他對自我脆弱人格的勇敢抗爭。托尼一開始充滿偏見，後來漸漸地變得寬容，對黑人的偏見一點點被擊碎。

　　在這組對立的人物形象中，唐的脆弱和自卑源自於他的身份認同問題。反觀之，托尼則沒有這個問題。這構成電影潛在的主要矛盾。在影片後半段，唐在雨中朝托尼喊道：「我獨自忍受輕視，因為我不被自己人接受。因為我和他們也不一樣。所以如果我不夠黑，也不夠白，我甚至不夠男人，告訴我，托尼，我是誰？」唐的身份認同危機是一個無法跨越的柵欄，讓他的精神世界始終處於不安與不甘的泥淖。相對而言，托尼雖然作為一個意大利裔白人，用影片中南部警察的話說：「也是半個黑人」，但在他的種族問題裏並不存在「綠皮書」。於是我們能看到，托尼即便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事業上的成就也尚屬於白人社會底層，但他顯然擁有一個樂觀、自信的健康人格。他的散漫放浪與唐的僵化教條形成鮮明對比，這雖然在電影中被一次次地粉飾為一樁樁浪漫喜劇片段，但其掩蓋了黑人族裔多年來在美國遭受的差別對待背後對身心所造成的傷痕。電影將這些拘謹、不適、脆弱很大部分地塑造為唐的「怪癖」，並將它們置放在「互相教化」的框架下，在托尼的影響下，它們得到改善和轉變。這很難不讓人質疑這部電影背後的敘述視角，裏面同樣充滿了傲慢與偏見。

　　在《綠皮書》中，最突出的一段戲，是汽車在美國南部鄉下拋錨，白人司機托尼下車查看，黑人音樂家唐背靠在車門上，與農田裏艱苦勞作的黑人奴隸對視，千言萬語盡在一片死寂中。這不僅暗示了兩者之間的疏離，同時又指出了這種疏離的虛妄。在膚色上，他們同屬於一個族群。這是鏡頭裏的公路隔斷不了的緊密聯繫，也是唐無法改變、無法忽略的出身。這寓示着，刨除族群差異，人與人之間的階層溝壑一直存在。哪怕在同一族群內部，也存在着潛在的、殘酷的排斥與傾軋。黑人奴隸無法理解唐，唐也從未走進真實的黑人族群。他堅持到美國南方巡演，為的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改變黑人在美國的處境。然而，作為一個已經進入美國上層社會、積累了大量財富的「非典型」黑人而言，他對他所為之奔走的這個族裔在美國現實的境遇，尤其是底層群體的生存情況，又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唐的疏離與努力，雙面一體，隱含着他對底層黑人的傲慢。

　　這部電影以白人視角觀照整個故事，同樣是一種傲慢的選擇。事實上，黑人唐才是戲劇張力更充分、更集中的一方。但在電影中，唐的人物弧線還沒來得及鋪展開來，美式大團圓就被提上了議程。這正如唐在雨中對托尼的控訴：「有錢的白人付錢讓我演奏鋼琴，因為這讓他們覺得自己很有文化，但當我一走下舞台，在他們眼中，我立馬就變成了一個黑人而已。因為這才是他們真正的文化。」在這裏，唐認為自己在現實的美國社會不過是工具性的存在。而在電影的文本層面，唐的角色又何嘗不是一種工具性的存在？在今天的美國大眾文化框架裏，「平權」這個議題之所以擁有如此突出的「政治正確」性，又充斥着多少工具性的因素？

　　我們還可以追問：既然對黑人故事的論述，是經由白人之口完成的；在黑人遇到危險的時候，都是由白人所拯救的；對種族和解的定義，也以黑人被白人家庭所接受為標誌締造的；而且按照電影情節的設置，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黑人唐走上知名音樂家的道路，除了其自身的教育投資，同時還是一場白人資本的操作，一種白人文化工具性的體現，而他之所以能僱用白人為其開車，由此得以展開一段互相理解、互相教化的旅程，也正是間接地有賴於他在唱片公司的收入——白人資本追捧的結果。那麼，電影中所宣揚的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平等」，究竟是在哪種意義上獲得其有效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