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期間，我再次見到奧茲，將利布萊希特的看法轉告，徵詢他的意見。他微微一笑說：「她非常接近準確。」我理解，他這話，並非表示他對利布萊希特的評斷有什麼保留，而是以一種略帶幽默的方式表示贊同。後來，我看到他在接受英國記者採訪時說：「如果要我用一個詞來概括我的全部文學作品的內容，我會說『家庭』。如果用兩個詞，我會說『不幸家庭』。」「家庭」與他一再強調的「反叛」，或許是解讀他和其他「新浪潮派」作家的兩個關鍵字。

　　奧茲不但重視文學創作的取材，也重視文學創作的手法及作品的社會功能。他說，寫凡人瑣事的作品，並不一定就會流於平庸與俗氣，而不能體現輝煌與崇高。他認為，文學是「最高的社會裁判」，「能原諒一切，理解一切，但不會忘記一切」。文學作品應該是「一團冰凍的火焰」，通過表面看似冷峻的描寫，點燃讀者內心深處熾烈的感情之火。文學作品應該是聖潔的燭光，照亮讀者心靈的每一個角落，促使他們對社會、對生活底蘊作深入的思考與解析。他說，他熟悉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西方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作品視為「娛樂品」，欺世媚俗，沒有責任感。而在以色列這片「流滿牛奶和蜂蜜」的聖土上，幾千年來產生大批賢人和先知。他們總是引用《聖經》和其他宗教典籍誡人訓世。這種傳統影響到希伯來文學的發展，使不少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起「說教者的角色」。他坦陳：「在文學創作上，我也有點反叛。我既不願意迎合當今西方文壇上時髦的萎靡之風，也不打算繼承我們自己文學中那種令人生厭的說教傳統。」他認為，文學作品應該給人以思想、道德、情感的啟迪，但這種啟迪不是作家直接告訴讀者，而是要讀者仔細地去品味和感受。因此，他主張，作家應努力將自己融化在他所創造的人物形象之中去感染人，而不是獨立於人物形象之外去指手畫腳，更不是把現實政治鬥爭硬塞進去，使文學作品淪為政治宣傳。

　　在幾十年的創作歷程中，奧茲既熱愛文學，也熱心政治，既寫小說，也寫政論。這就是他所說的「手握兩支筆」。他認為，文學之筆是解剖刀，用以剖析人的靈魂，除疾警世；政治之筆是刀槍，用於對付論敵，捍衛自己的政治主張。他是「兩支筆同時並用，但不是混用」。他說：「每當我感到內心不只有一種聲音，不同的聲音就幻化成不同的人物。這時，我就拿起文學之筆寫小說。而每當我感到自己內心百分之百一致，就操起政治之筆，撰寫鋒芒畢露的政論，告訴當局應該做什麼，往哪個方向走。」這樣，他在從事文學創作的同時，總是關心時局的發展，國家命運的走向。他以獨特的政治視角、犀利的筆鋒，撰寫了大量針砭時弊、直抒胸臆的政治論文。這些作品大多結集於《在這炙人的陽光下》（一九七九）、《在以色列國土上》（一九八三）、《黎巴嫩斜坡》（一九八八）、《以色列、巴勒斯坦與和平》等政論集中。這些政論作品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以色列左翼知識分子對國內政治、外交政策、猶太民族命運的看法，因而有以色列「左翼勢力政治宣言」之稱譽。

　　奧茲不僅是傑出的小說家、政論家，還是知名的社會活動家。他曾花大量精力研究以色列同阿拉伯國家的衝突，超越民族偏見，呼籲民族和解，宣導按照聯合國決議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家。他告訴我，作為預備役坦克兵，他曾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兩次參加阿以戰爭。他參戰的目的，不是像以色列政府鼓動軍人時所宣稱的那樣去「贏得更多的生存空間」、「獲得更多的資源」，而是為了體驗人生，為了看清戰爭的可憎面目。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