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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文學和政治兩支筆的叛逆者──追懷以色列著名作家奧茲/高秋福

時間:2019-01-14 03:18:03來源:大公報

  會議期間,我再次見到奧茲,將利布萊希特的看法轉告,徵詢他的意見。他微微一笑說:「她非常接近準確。」我理解,他這話,並非表示他對利布萊希特的評斷有什麼保留,而是以一種略帶幽默的方式表示贊同。後來,我看到他在接受英國記者採訪時說:「如果要我用一個詞來概括我的全部文學作品的內容,我會說『家庭』。如果用兩個詞,我會說『不幸家庭』。」「家庭」與他一再強調的「反叛」,或許是解讀他和其他「新浪潮派」作家的兩個關鍵字。

  奧茲不但重視文學創作的取材,也重視文學創作的手法及作品的社會功能。他說,寫凡人瑣事的作品,並不一定就會流於平庸與俗氣,而不能體現輝煌與崇高。他認為,文學是「最高的社會裁判」,「能原諒一切,理解一切,但不會忘記一切」。文學作品應該是「一團冰凍的火焰」,通過表面看似冷峻的描寫,點燃讀者內心深處熾烈的感情之火。文學作品應該是聖潔的燭光,照亮讀者心靈的每一個角落,促使他們對社會、對生活底蘊作深入的思考與解析。他說,他熟悉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西方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作品視為「娛樂品」,欺世媚俗,沒有責任感。而在以色列這片「流滿牛奶和蜂蜜」的聖土上,幾千年來產生大批賢人和先知。他們總是引用《聖經》和其他宗教典籍誡人訓世。這種傳統影響到希伯來文學的發展,使不少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扮演起「說教者的角色」。他坦陳:「在文學創作上,我也有點反叛。我既不願意迎合當今西方文壇上時髦的萎靡之風,也不打算繼承我們自己文學中那種令人生厭的說教傳統。」他認為,文學作品應該給人以思想、道德、情感的啟迪,但這種啟迪不是作家直接告訴讀者,而是要讀者仔細地去品味和感受。因此,他主張,作家應努力將自己融化在他所創造的人物形象之中去感染人,而不是獨立於人物形象之外去指手畫腳,更不是把現實政治鬥爭硬塞進去,使文學作品淪為政治宣傳。

  在幾十年的創作歷程中,奧茲既熱愛文學,也熱心政治,既寫小說,也寫政論。這就是他所說的「手握兩支筆」。他認為,文學之筆是解剖刀,用以剖析人的靈魂,除疾警世;政治之筆是刀槍,用於對付論敵,捍衛自己的政治主張。他是「兩支筆同時並用,但不是混用」。他說:「每當我感到內心不只有一種聲音,不同的聲音就幻化成不同的人物。這時,我就拿起文學之筆寫小說。而每當我感到自己內心百分之百一致,就操起政治之筆,撰寫鋒芒畢露的政論,告訴當局應該做什麼,往哪個方向走。」這樣,他在從事文學創作的同時,總是關心時局的發展,國家命運的走向。他以獨特的政治視角、犀利的筆鋒,撰寫了大量針砭時弊、直抒胸臆的政治論文。這些作品大多結集於《在這炙人的陽光下》(一九七九)、《在以色列國土上》(一九八三)、《黎巴嫩斜坡》(一九八八)、《以色列、巴勒斯坦與和平》等政論集中。這些政論作品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以色列左翼知識分子對國內政治、外交政策、猶太民族命運的看法,因而有以色列「左翼勢力政治宣言」之稱譽。

  奧茲不僅是傑出的小說家、政論家,還是知名的社會活動家。他曾花大量精力研究以色列同阿拉伯國家的衝突,超越民族偏見,呼籲民族和解,宣導按照聯合國決議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家。他告訴我,作為預備役坦克兵,他曾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兩次參加阿以戰爭。他參戰的目的,不是像以色列政府鼓動軍人時所宣稱的那樣去「贏得更多的生存空間」、「獲得更多的資源」,而是為了體驗人生,為了看清戰爭的可憎面目。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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