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柏鵬是今年1月下旬起首位來香港演出的外國古典音樂家。（中）成為指揮之前，柏鵬已是知名小提琴家。圖為他與鋼琴家克里奇於9月底香港小交響樂團的音樂會演奏。（古）柏鵬表示，疫情下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和樂團、合唱團都在經受着困難時刻

　　9月在灣仔的一間酒店裏，小交客席指揮、德國指揮家柏鵬（Christoph Poppen）度過了演出前的14日隔離。帶了足足40公斤的書和樂譜、還有一把小提琴的他告訴記者，他為每日的隔離生活制定了計劃，而他的房間坐擁維港海景，伙食也不錯。疫情下，今年1月下旬起已經沒有外國古典音樂家來香港演出，而這個紀錄到9月26日的小交音樂會告終，柏鵬為此場演出擔任指揮。\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以往我常處在繁忙工作的時間壓力中，疫情讓我放慢了生活的腳步。」柏鵬在電話中告訴記者。這位常駐慕尼黑的音樂家說，「不過我仍有很多工作職責，還要為以後的演出研究樂譜。」開心的是，工作之餘，他多了些練琴、看書、和家人相處的時候。

　　「聽錄音與聽現場的不同，就像視頻與見面」

　　除了指揮，柏鵬這次也參與演奏，與和他同期在香港隔離、也為了那場音樂會而來的德國鋼琴家Alexander Krichel（克里奇）合演貝多芬的「春天」奏鳴曲。這場音樂會沒有現場觀眾、而是由音樂家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錄影演出，原因是疫情下的特殊規定：大會堂9月底前不會開放予現場演出。柏鵬說：「觀眾對音樂演出來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沒有現場觀眾，演出效果多少會受到影響。」

　　「世界各地的音樂家和樂團、合唱團都在經受着困難時刻，只有部分獨奏家可以舉行小型音樂會。比如我此前赴韓國的音樂節，韓國早前恢復演出，但8月起疫情反覆，原本的一些演出取消，只有部分進行。」赴韓國演出時，他已歷經過一次隔離。

　　柏鵬續稱，「不少中小樂團比大型樂團更為艱難，因售票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比如我擔任首席指揮的科隆室樂團，就要依靠明年新樂季的售票。」對於疫情後古典樂的觀眾群會否回歸，他較為樂觀，並說：「音樂廳裏不是太過密集，惟要保持安全距離，這是我們需要提醒觀眾的。」

　　互聯網時代，不少人選擇在網上聽錄音、而不是聽現場，因錄音更易接近完美。柏鵬又作何感受呢？他說：「聽現場時，聲音到達身體，那種震撼和真實是無可比擬的。就像我在隔離，雖然可以通過視頻、語音和人交流，但代替不了面對面的溫暖。」

　　隔離期間他每日以「我的隔離日記」視頻在小交社交媒體上與觀眾見面，一次他演繹了巴赫第二無伴奏小提琴組曲的《薩拉班德舞曲》。成為指揮之前，他已是知名小提琴家。近年來往於世界各地擔任指揮的他，出差時多是行程緊密，不會帶上小提琴。記者猜想，這把小提琴可曾在柏鵬身為小提琴家時，隨他周遊世界？他說：「那把琴被我賣掉了。現在這把是朋友借出的，和我那時用的琴來自同一位小提琴製作師Guadagnini、也是他同時期的作品（誕生於約250年前），我很喜歡。」

　　「交響樂團不就是大一點的室樂團嗎？」

　　要說由演奏轉型指揮的、或是兩者皆傑出的音樂家，20世紀美國小提琴家及指揮家梅紐因就是代表，他少時以小提琴演奏震驚樂壇，晚年以指揮活躍舞台。如今64歲的柏鵬，在32歲時聯合創立了凱魯比尼四重奏，於世界各地演出室樂近20年，涉足指揮時約47歲。柏鵬回憶道：「那時有人建議我去指揮，我想，交響樂團不就是大一點的室樂團嗎？我的室樂經驗豐富，有些信心，於是開始嘗試。後來越來越多的樂團找我指揮，我便在這條路上走了下去。」

　　「在某種程度上，指揮比小提琴簡單，不過那是在起步時，後來越來越難。」他說。「我的指揮生涯開始得晚，未有像小提琴一樣在音樂學院學習。我多從前輩指揮家們身上汲取經驗，比如英國指揮家Sir Colin Davis，芬蘭指揮家Jorma Panula，而對我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意大利指揮家Claudio Abbado──我在樂團演奏時從他的身上學到很多，他對樂譜非常熟悉，並且他不是控制型的指揮，將樂手當成夥伴。那時我已有些指揮經驗，於是一邊學習，一邊摸索。」柏鵬自2015年與小交合作至今。在他看來，樂團的個性正愈發凸顯，且擅長具有表現力的演奏：「樂團中每個樂手都加入自己對音樂的理解，正是他們的個性，凝聚成了樂團的個性。打動了自己，才能將音樂送達到觀眾的內心。」

　　訪問尾聲，記者問道，如有14日在香港、不需要隔離，會怎麼度過？他在電話那頭豁然一笑：「我多次來港，卻從未有過這樣的時候。我想去海灘、去爬山，看一看那些至今還只在照片中看過的動人風景。對我來說，香港像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