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劉一聞節臨《禮器碑》

　　──評劉一聞編《上海博物館藏楹聯》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書法篆刻家劉一聞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楹聯》近日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翻閱煌煌兩巨冊楹聯專輯，如行山陰道中，山川相映，應接不暇。

孫海鵬

　　上海博物館是國內外知名的博物館之一，擁有豐富的館藏，尤以青銅器、陶瓷、書畫等門類為專長。誠如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所言：「上海博物館的典藏，得之於中華大地及其綿長歷史的豐厚饋贈。」這一總結性論斷將上海博物館的學術定位置於中國歷史文化的長河之中，並使之成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而彰顯出上海博物館獨特的學術地位。如此說來，作為上海博物館的研究員，又是著名書法篆刻家的劉一聞所承擔的是極為光榮且具有沉重使命感的學術任務。翻閱這部由他擔綱主編的楹聯專輯，會比較全面地認知劉一聞在上海博物館中的學術地位，還可以體會他在書法理論以及當代書法創作實踐等方面的自我表達。

　　博取而專精去蕪存菁

　　劉一聞在《上海博物館藏楹聯述要Ⅰ：從楹聯藝術看清代書法》一文中說「筆者在整理和清點所有館藏楹聯作品的基礎上，得出了上海博物館所藏清代以及晚近楹聯書法作品的數字結論。此中，清代416件，具體涉及作者達187人。」劉一聞在接受訪談時曾言：「我把整個上博所藏楹聯，凡是有底卡的，都捋了一遍，共有454件，但最終收入《上海博物館藏楹聯》一書的只有289件。」所選入的楹聯書者出生年代自17世紀末期的王時敏至19世紀末期的任堇，自明末開始，歷經清代至民國，年代跨度近300年。通過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劉一聞在為數眾多的館藏楹聯中的取捨之難，他堅持去偽存真，去蕪存菁的標準，從中可以看出劉一聞是如何遵循博取而專精的原則進行整理研究的。

　　對文獻資料的甄別使用是學術研究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不惟能夠看出文獻使用者的基本素養，亦可以考察其學術水平。劉一聞從館藏454件楹聯中遴選出289件，入選率佔館藏楹聯總數的64%，這一比例並不高。對此，劉一聞在凡例中指出「因尺幅缺損、書跡優劣及真偽之別等因素」，只能選出目前呈現的這一部分楹聯作品。「尺幅缺損」是楹聯的客觀保存情況，而「書跡優劣及真偽之別」則是對館藏楹聯的「優劣」和「真偽」兩個重要因素的主觀考察。「優劣」指的是按照編者的審美標準去衡量楹聯的書寫水平，「真偽」則是要鑒定楹聯的真假問題，作為專輯「遴選者」的劉一聞對館藏楹聯需要一隻手斷「真偽」，另一隻手定「優劣」，編輯楹聯專輯遴選的博取而專精之難，由此可見一斑。存在着選誰的作品，按照何種標準選，這一標準是否具有可行性等等問題，這些連帶問題對劉一聞來說是需要縝密周詳考慮的。選本之難在於「選」，「選」與「全」的區別不僅在於體量，更在於質量。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中有「蓋選學自稱一家」之語，此論是專指《昭明文選》而言，《昭明文選》開闢了中國文學的「選學」體例，貌似簡單的「選」，其實菩提葉上畫山水，咫尺之地，要繪製出千里江山，這無異於難上加難。

　　審美與實踐有機結合

　　《上海博物館藏楹聯》中收錄吳昌碩7件楹聯作品，伊秉綬、何紹基、趙之謙各收錄6件，王文治、鄧石如、吳熙載、李叔同各收錄5件楹聯作品。從中看出，劉一聞並不是單一地選取某一個書法流派或者書寫風格楹聯作品，他一直秉持「博取」的包容態度。既然是楹聯書法精品，當用經典的態度對待，自然就會呈現出「專精」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劉一聞還選取了並不為書法史界所熟悉的人物，例如作為經學家的錢大昕、戴震、王引之，作為明末遺民的李實、查繼佐、方以智，作為藏書家的何焯、孔繼涑，作為金石學家的畢沅、趙魏、張廷濟，作為詩人詞人的黎簡、蔣士銓、張惠言等人。這些人名大多出現在經學、史學、文獻學、金石學、詩詞學等專門研究領域，所謂學術之名隆於書名者，指的大抵是這一類名士學人，他們工於書，而書名不顯，在世之時，不甚追求書名，寄希望於以學術之名存於後世。劉一聞用敏銳的學術視角審視這批學人楹聯墨跡的稀有性，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貴文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末遺民方以智的行書七言楹聯，多重身份疊加的方以智成為中國當代哲學界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但方氏墨跡極其稀見。另外還有著名詩人龔自珍之子龔橙的隸書五言聯，今人咸知龔自珍之名，龔橙的學識並不在其父之下，詩詞文章，金石書畫皆聞於一時，且富藏書，手校善本，日不釋手。龔橙為人狂放不羈，身後家藏書畫、善本、金石拓片消亡殆盡，墨跡極少流傳。女書家則選取了曹貞秀的楷書七言聯，以使女書家之名不至於泯沒於史冊。「左書」向來不被列入書法主流，劉一聞並未因「左書」非主流化而有所捨棄，他根據「專精」的標準選入了高鳳翰隸書左筆十言聯，錢砧篆書左筆八言聯。乾隆時期畫家張敔書名不盛，而選其左筆七言聯。這三件「左書」楹聯作品的入選，體現出劉一聞在取「左書」之別調的同時，又兼顧時代書風的審美標準。

　　劉一聞一直鍾愛以楹聯的方式進行書法創作，20多年間，楹聯一直是其最為關注的書法創作模式之一，他始終認為：「楹聯書法藝術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展示模式，或者說是一種有趣的已和其他因素緊密融合的傳媒方式，故爾，一個書家要想不斷實踐創作門類和擴大藝術影響，是決不會輕易放棄楹聯書寫這個特殊表現類式的。」他同時強調：「在書寫方式上往往具有既追隨傳統路徑，同時又顯現鮮明個人性格和別樣才情的一面。」通過上述表達，劉一聞很清晰地表達了自己不但鍾愛於楹聯書法創作，而且對楹聯這一歷久彌新的形式有着與時俱進的自我審美要求，一直強調楹聯文化內涵與書法藝術表現形式的中和之美。

　　劉一聞在《上海博物館藏楹聯述要Ⅱ：從上海博物館藏楹聯看清代書法演變之跡》一文中，以楹聯書法為載體梳理了清代書法的地域特徵、流派風格以及創作特點等問題，與此同時，還在碑學與帖學關係等傳統概念範疇之內，深入探討楹聯書法的美學表達，包括字體、章法、內涵、審美等要素的自然融合，以及筆畫、墨色、印章等要素的主觀呈現。

　　從「道」體悟書法之美

　　2018年，年近七旬的劉一聞臨摹了《禮器碑》《鮮于璜碑》等漢碑名品，在準確把握線條筆畫的前提下，劉一聞要傳達漢碑書法所特有的體式、風骨與氣質，恰到好處的方圓構成，看似荒率實則匠心獨具的提按頓挫，在書寫過程中通過自然情緒流露出的輕重快慢對比等審美問題的綜合表述，都是劉一聞獨特的審美表達。劉一聞一直強調創作經驗，這是從「術」的層面體驗書法之美，與此同時，他更強調認識高度，這是從「道」的角度體悟書法之美。

　　《上海博物館藏楹聯》中收錄金農4件、伊秉綬6件楹聯作品，金農的楹聯作品都是隸書，伊秉綬的楹聯作品中隸書佔了4件，行書2件。劉一聞認為「金氏的漆書書法，是對古來漢碑書法藝術的繼承發揚和再創造」，「無論用筆、結字、布勢均有獨到之功，亦古亦新，妙不可言。」熟悉劉一聞書風的人可以感受到其對古與新、神與形、拙與秀等書法美學要素的深入反思，在恪守傳統的基礎之上進行再提升、再創作，他崇尚古風之中的含蓄高冷之氣，既不簡單復古，更不隨意泥古。劉一聞一直追求傳統書法的內涵，同時，他還思考書法的現代化走向問題，這一推陳出新，崇古尚新的理念始終貫穿在劉一聞的書法審美與實踐中。劉一聞對待金農的書風也是如此，取其神，不是簡單照搬金農用筆、結字、布勢之法，而是擷取金農高古峻朗之氣韻，將之融入自己的筆墨之中，得之在韻致，取法在不偏不倚的臨界點上，這必須要具備再創造的精神境界和書寫本領才能自由應對。劉一聞對伊秉綬的評價則讚譽有加，「尤值得一說的是，幾乎在伊氏的所有書作上，人們都能睹得其不趨時尚的署款類式，此中每每映現的具有唱和之美的布置入妙，最令人嘆服。在署款上，伊氏獨擅其能地時而行楷時而篆隸，間或避讓間或穿插，猶徑行阡陌的與聯帖主體既經緯有別又合而無隙，更猶雲蒸霞蔚式的五彩斑斕。這一行款手段，即便在整個清代也鮮見其匹。」

　　《上海博物館藏楹聯》一書中選入了大量印人楹聯作品，包括「西泠八家」中的蔣仁、黃易、奚岡、陳鴻壽、趙之琛等人，又如吳熙載、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李叔同等人作品。如此數量印人楹聯作品的選入，可將之視為一部精華版清代篆刻簡史，在呈現印人文獻的同時，也展現出一道獨特的印人楹聯書法風景線，而且入選作品中多數為篆書楹聯，使得閱讀者能夠通過作品看到印人們的才學稟賦，並從中有所啟迪。印人以篆刻名於世，其書法自有一家之面目。作為著名篆刻家的劉一聞深諳書印同源之道，他一直強調篆刻家務必要做到鐵筆刃利，臨池不輟，相輔相成，切忌「刀筆相背，不合矩度」。「印從書出」是將書法與篆刻聯繫在一起的重要紐帶，篆刻家一定要工於書，要以篆書為基礎，博採眾家之長。在具備了篆刻豐富性之後，還要從篆刻生動性的角度去表現內涵。故此，劉一聞強調「積功日久，所獲益深」，也只有如此厚積薄發，才能做到「意與古會，骨子裏還是新的東西」。

　　《上海博物館藏楹聯》是劉一聞古稀之後出版的第一部書，為明清書法史以及其他相關門類的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劉一聞以其深厚的學養，嚴謹扎實的學術態度，在楹聯書法這一領域進行了開拓性的整理與研究，具有深遠的學術意義。

（本文作者為大連圖書館白雲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