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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鏞與《大公報》的小秘密(下)/羅海雷

時間:2018-12-09 03:17:10來源:大公報

  圖:香港大公報籃球隊人員合影。後排左二即查良鏞,左三為陳凡。查良鏞、陳凡、陳文統曾分別以「金庸」、「百劍堂主」、「梁羽生」為筆名,在大公報副刊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大公報資料圖片

  《明報》在發展的初期有很多故事,我們又一次看到查良鏞冒險進取的性格和靈活應變能力,他的經營能力和政治嗅覺也開始成熟。雖然查良鏞不斷改革版面,從開始時單依靠武俠小說,後來加上煽情新聞和馬經,但《明報》還是擺脫不了「小市民報章」格局,經過一兩年的努力,雖然過了盈損點,但發展方向還是不明朗。最終是通過三個里程碑事件使得《明報》從一份「小市民報章」,逐步提升到一份為讀書人、知識分子接受,並且有不錯盈利能力的報章。

  要核子還是要褲子

  首先是一九六二年的「難民潮」事件的報道與社論,如果說「難民潮」事件還是受到報社內外壓力使得《明報》無法保持中立立場。但一九六三年與《大公報》進行的筆戰可以說是查良鏞主動出擊。當年香港不同政見的報紙經常進行筆戰,一般都是三五七天因一方詞窮理屈就結束。筆戰期間,兩方讀者都特別激動,就像今天粉絲追電視連續劇一樣,報紙銷量也會上升。一九六三年《明報》與《大公報》進行當年被稱為「核褲大戰」的筆戰。香港《信報》的創始人林行止近期對此事有所回憶:「一九六三年,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元帥,為了展示『發展核武的決心』,竟說『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亦要造核子彈!』金庸大力反對,發表系列社評,把北京批個體無完膚,其中不少社論,『劍指』北京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論,如《要褲子不要核子》及《製造核彈有害人類,何光榮之有?》等等……『反核』社評,共二十六篇;當年筆戰之烈,不難想見。筆者當時完全認同查先生的立論,不過,半世紀後想起,如果當年不排除萬難、勒緊褲腰帶,投入重大資源發展成為核武大國,現在的處境便可能如伊朗和朝鮮,受國際條約的規限無法加入核子俱樂部,即使不至成為永遠被欺凌的對象,國際『話語權』肯定會大打折扣!」

  林行止當年在《明報》工作,其職責之一就是搜集內地報章雜誌有關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的新聞,作為查良鏞撰文的資料。他的回憶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國家大事不能只看當時的事實和表像來作評論,這點難道喜歡讀史的查良鏞不懂?當年的查良鏞,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藝高人膽大的機警,及時作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轉軚決定。在這中間,當時被廖公信任、同事擁戴、查氏佩服的父親處於一種微妙的地位,真有點左右做人難的感覺。

  很多人認為《明報》在此時與《大公報》結下「樑子」,這個「結」要到「文革」後才能解開。但一九六六年在香港創刊的《海光文藝》為了打響頭炮,邀請了當時武俠小說兩個大家,梁羽生和金庸先後刊出他們各自為新派武俠小說寫的評論文章。《海光文藝》是父親與左派朋友創辦的,這基本證明了父親與查良鏞還是保持低調的聯繫。另梁羽生的這篇文章(編按:即梁羽生以「佟碩之」為筆名所寫的《金庸梁羽生合論》)在二十多年以後還引起金庸香港一些粉絲極大不滿。

  一場飯局冰釋前嫌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社會發生騷動,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六年的情況不一樣,這次表面原因是勞資矛盾引發的工潮,但背後實際上是與內地「文革」的極左思想與政策的影響有關,史稱為「五月風暴」。《明報》再一次對此作出嚴厲批評,引起了激進分子的不滿,查良鏞被激進分子列為「六大漢奸」之一(《金庸與報業》頁一六五),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為此還曾離港一段時間遠離風暴中心。父親是何時恢復與查良鏞的聯繫,我聽到幾個說法。第一個是龍繩德(雲南省前主席龍雲的第七子)的回憶,一位曾經親歷並參與不少歷史大事件的名人之後,他記得是風波平息幾年後,他曾參加一次父親安排在北角的飯局,客人是關朝翔醫生替父親邀請的幾個新聞界的老朋友,包括查良鏞、戴天、胡菊人,當然還有龍繩德。龍繩德理解飯局的目的是要恢復當時損害的關係。那時雙方關係還是相當緊張,龍繩德特別提到查良鏞第二任太太朱玫在飯局期間,每隔一段時間就打電話來,給人的感覺好像是要報平安,最後查良鏞大兒子當年也只有十四、五歲的一名中學生,也找了理由上酒樓找父親,生怕在飯局中有人就把他父親綁架了。戴天與胡菊人兩位最終好像又喝多了。龍繩德還記得清楚時為《明報月刊》總編輯的胡菊人喝高時,曾跪在父親面前說:「我們雖然政見不同,但還是一樣熱愛中華民族的。」

  二○一二年我曾與父親確認,他已記不起這次飯局,後來得到關醫生回信確認,但他說這次飯局做東與出主意都是他,是他試圖將幾位老友的友誼再挽回來。客人還有《新晚報》嚴慶澍,具體時間與所談何事他也都全不記得,只記得清楚的是戴天與胡菊人都喝多了。按照查良鏞大兒子年紀來推論,這事應該發生在一九七一、七二年之間。

  另有一說是五妹海呂透露了一件她默守了四十年的秘密。事情要回到一九七二年夏季的某天,母親跟我們三個男孩說,翌日下午放學不要回家,父親在家裏要和朋友見面。這種事偶有發生,我們沒有放在心上,也沒有打聽誰是來客。這件事,既然我們幾兄弟都不知道,為什麼海呂會知道呢?那就是父母偏心了,那時海呂還在讀小學,父親允許海呂回家,但要求她待在房間做作業,令她有幸見證了這次秘密約會。

  事後母親曾得意洋洋向海呂提到這次見面的背景,說這事時父親也在座,這時她才知道客人就是查良鏞。據海呂回憶,見面是查良鏞主動提出的。但我向父親核實時,他這樣回答:「見查良鏞是自然的事,並不特別,經常見面交換資訊與觀點,不存在密談和上級指示。」

  還有第三個說法。我把以上兩個說法向香港「名嘴」也是《大公報》員工後輩陶傑描述,希望他能向查良鏞求證。他想了一下說,記得查良鏞曾提過,因為林彪事件,查良鏞特別到我家向父親求證,結果得到一個不小的獨家新聞。看來最晚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查良鏞通過父親恢復了與《大公報》的聯繫。這時的查良鏞已經名成利就,不單靠武俠小說,還有《明報》的社論成就了他是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如果沒有深厚的政治嗅覺,他沒有緊迫性來主動恢復聯繫。需要說明,公開的「冰釋前嫌」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後。

  知識分子傳奇人生

  那個年代,香港《大公報》匯集了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精英。他們都有極高文化素質,早年也都經受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和困苦,有很重的愛國理想和堅毅不拔的精神,都有志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查良鏞也是其中一位。但查良鏞除了比其他人有更多運氣,還有他卓越的靈活性、經營與創意能力、敏銳的政治嗅覺和縱橫捭闔的謀略,使得他成為這群人之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但取得令人敬佩成就還是有不少人。

  查良鏞稱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講的是故事,是傳奇,也講人性,也有不少是借古諷今的,都很好看,但不應該被無限制的拔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博士生導師袁良駿在一九九九年曾指出一些學者對金庸武俠小說說了過多的溢美之詞,其社會效果不好,本來客觀的評論,就引發了內地一些金庸粉絲極大不滿,最終演變成為筆戰,這裏就不多說。熟悉內情的朋友說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書劍」、「碧血」、「射鵰」到「飛狐」,正反兩面分明;但從「神雕」開始,他筆下的人物,正派多是反面,反派反而是正面,這是一個不容易發現的轉變。反觀梁羽生的武俠小說,一而貫之的是涇渭分明。

  實際上我最佩服查良鏞是在當年香港的錯綜複雜環境中,他是少數能夠被左中右派包括英美國際勢力都能接受的一位報人,政論家。說他像書中人物韋小寶可能很多人不服氣,他是否更像一位被逼上梁山的「水滸式」人物,有一個雖然「冰釋前嫌」但又非被「招安」的喜劇收場?我以這篇文章紀念和我有一面之緣的查先生和那批已經都走得差不多的《大公報》老人。

  (上篇已於十二月二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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