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伯希和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二○○五年台灣版第三刷
之前在本欄論及岑仲勉編撰《突厥集史》的背景時，提到岑仲勉閱罷馮承鈞翻譯法國學者的《西突厥史料》，有感於該書所集史料，僅限於西突厥而缺少東突厥，於是奮力編集東突厥史，以補空白。
上述《西突厥史料》的譯者馮承鈞，是民國時代著名史地學家，尤專交通史，特別是中外交通史。其實，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中西交通史學研究的豐收期。當時出版的書籍，全屬後輩學習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讀物。當中計有：方豪的巨著《中西交通史》、向達所撰的《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張星烺的巨篇《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以及馮承鈞親撰的《中國南洋交通史》及譯自伯希和的《鄭和下西洋考》等等。
南洋範圍大語言多
關於方豪和向達的交通史論著，月前已於本欄先後述及。本文轉為介紹馮承鈞，但礙於篇幅，只可就論著、翻譯及校註三大範疇各選其中最重要之一書，稍予介紹，即他親著的《中國南洋交通史》、譯自乃師伯希和的《鄭和下西洋考》，以及他校註明代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
馮承鈞於一九三六年寫成《中國南洋交通史》。據他親述，執筆寫這本書之前，內心充滿矛盾。當時他雖然還沒踏入「知天命」之年，但頗為害怕撰寫大題目，更不喜歡他人邀約書寫大題目，而中國南洋交通史，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大題目。他擔心，縱使勉強寫就，但內容難免疏漏，蓋因「南洋範圍廣大，涉及語言甚多，非有鴻博學識不足辦此。」（見書內「序例」）他雖然早已輯妥「南海地名」，但幾年來還是不敢向人展示。即使兒子及朋友鼓勵再三，仍猶豫不決，未敢動筆。適巧好友向達從英國寄贈一本Ferrand所寫的《大食波斯突厥交涉及遠東之輿記行傳》，而此書大大幫助他考訂地點，於是毅然執筆，希望本着「大輅始於椎輪」之意，為這方面的交通史稍盡綿力。
既然講述南洋交通史，就必須先行界定「南洋」的範圍。單以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的研究範圍而言，南洋包含「東起呂宋，西達印度西岸」，但不包括阿拉伯海西岸各地，亦不包括安南、占城、緬甸、暹羅四國。關於此書的鋪排，馮承鈞先把全書分為上、下編。上編分十章敘述事跡，由第一章「漢代與南海之交通」起，至南北朝及唐宋元歷代交通，當中亦依次以康泰、法顯、常駿、賈耽等人作為章目主題。最後以「鄭和之下西洋」作為上編終章。下編則以七章輯錄史傳輿記等典籍，計有：扶南（位於中南半島）、真臘（即今柬埔寨）、闍婆（今爪哇）、三佛齊（今蘇門塔臘）、南海群島諸國、馬來半島諸國、印度沿海諸國等傳。下編可視作上編之註釋。
馮承鈞在書內上編大抵指出：中國與南海之間的交通，究竟早至何時開始，實在難以稽考。不過，有史可徵者，應始於漢朝，而有關活動可參閱《漢書》「地理志」及《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西域天竺傳」等；三國時代吳國孫權派兵出海宣揚國威時估計曾經到達琉球群島（夷洲），而朱應與康泰曾經到達柬埔寨、暹羅（林陽國，今泰國）、緬甸沿岸，然後從恆河南下至錫蘭（斯調洲，今斯里蘭卡），惜康泰朱應所著遊記早已散佚，僅散見於《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古籍；東晉年間，僧人法顯與幾位同伴從長安出發，外遊十五年始歸，據其親述，最遠所至之地，是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回歸時經爪哇或蘇門塔臘至廣州。
法顯之後，南北朝往來南海的僧人，可徵者約有十名，包括覺賢、智嚴，而他們一般抵達印度甚至斯里蘭卡，而部分僧侶亦行經闍婆，隋朝焬帝為求外國珍異之物，派兵去過台灣及越南，並差遣屯田主事常駿通往絕域（遙遠之地），而他從廣州出發，最遠去到馬來半島之中的赤土國（據馮考證，往昔以為赤土位處暹羅境內，實誤）；唐朝賈耽曾從廣州出發，經屯門（即香港屯門）經越南、新加坡、印度至西方，包括阿拉伯（阿刺壁）帝國、巴格達（縛達城）及弗利剌河（即幼發拉底河）；宋元兩代，海上交通繁忙，單從沿海所設的市舶司以通諸國貨貿，便知一二。使臣商旅所到之處，包括南海諸地，例如真臘、渤泥（亦作勃泥、佛泥，即今婆羅洲）、爪哇、單馬錫（今新加坡）、萬年港（疑今文萊，而「文萊」一詞，始見於《明史》）、北溜（即今馬爾代夫，明代《瀛涯勝覽》稱之為「溜山國」）、天堂（或作天房國，即今麥加）等。
以上簡述，皆引自馮書第一至九章。然而，全書最精要或最引起學子興趣者，是第十章「鄭和之下西洋」。此章篇幅不算很長，正文僅佔全書十二頁。章內並非縷述鄭和七次下西洋之行程及見聞，而重點在於訂定正史之謬誤。
力指乃師伯希和紕漏
一般學者研究這個課題時，主要參閱《明史》「成祖本紀」及「卷三百四」「列傳第一九二」之「鄭和傳」以及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然而，《明史》所記鄭和之事，僅寥寥數百字，未及詳實，而伯希和著書時，並未徵引《明實錄》及最新檢得的相關碑石銘文。伯希和之書於一九三三年出版，隨後一九三五年他於某學報發表「補考」，加引《明實錄》的資料，但馮氏仍嫌不足，因此在第十章指出《明史》及伯希和書的疏漏。馮承鈞作為徒弟，力指乃師伯希和之紕漏，實屬學林佳話。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略舉一二例。
鄭和第一次奉命下西洋，據《明史》記載，是永樂三年六月；但馮承鈞推敲，這只是奉旨的月份，而真正出發的月份，應在秋後。此外，《明史》只記鄭和第一次自西洋回國是永樂五年九月；但《明實錄》的記載，更為詳盡，應是九月壬子（初二），並指鄭和此行，最遠至之地是印度西岸。另，鄭和第五次奉命下西洋，是永樂十四年冬，但據南山寺碑所記，鄭和統領舟師往西域的時間，是永樂十五年。其實，史書所記者，是奉敕年；碑文所記者，是出發年。此外，南山寺亦載述西域諸國，各獻珍物，包括獅子、千里駱駝、駝雞、金錢豹等。不過，關於鄭和奉命及真正出發的時日，並非每次都有明確差別。例如，第六次下西洋，據《明史》「成祖本紀」所記，是永樂十九年春正月癸巳，而據南山寺碑所載，真正出發之日，即十九年春，與《明史》脗合。這是因為出海要配合季候，鄭和必須趕及春季東北季候風止息之前出發，而不得耽誤。
扼要而言，馮承鈞在書內第十章引述其他史料，例如前述《明實錄》及明朝文人祝允明所寫的《前聞記》，矯正或補充乃師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內的疏漏及紕誤。伯希和書寫於一九三三年，而此書的馮承鈞中譯本刊於一九三六年。馮承鈞無論在自己所著的《中國南洋交通史》第十章內，抑或在他所譯的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的「序」內，均舉出例證，指明伯希和書內未善之處。
然而，馮承鈞在中譯本的「序」承認，儘管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外國有好幾位學者曾研究鄭和下西洋之事，但總嫌粗疏，未曾用心「尋究史源，勘對版本」，因此相對而言，伯希和的研究最為用心。可惜伯希和成書時，只參考《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及《西洋朝貢典錄》的記載，但沒有機會查核若干包含新證的典籍，例如收錄於《國朝典故》的《瀛涯勝覽》版本，及分別收錄於《羅以智校本》、廣州中山大學復刻「天一閣」本和《歷代小史》本所收錄的《星槎勝覽》，以致有所遺漏。
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篇幅不算大，約有一百五十頁。必須指出，這是一本考證書，不是縷述鄭和七下西洋的事跡，而是將各本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典籍考證校勘。為此，他在短短的引言之後，依次論述《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西洋朝貢典錄》，而以上四書，均屬明朝永樂宣德年間出現的南海航行着作。至於《明史》內相關本紀和列傳、《大明會典》、《大明一統志》、《明實錄》等有關的典籍，則不在考證之列。
舉例說，伯希和在「《瀛涯勝覽》」一文，力證此書作者是親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而不是張昇，蓋因張只是修訂者。此外，有些版本把馬歡寫成馬觀或馬汝欽，實誤；至於《星槎勝覽》，伯希和指出，此書的版本問題，初則以為簡單易索，但其實與《瀛涯勝覽》一樣繁複。扼要而言，此書有單卷本，也有四卷本，皆述及作者費信跟隨鄭和四下西洋而合共二十多年的經歷。不過，此書始終未及《瀛涯勝覽》詳實，但兩者應該併讀，互補不足；至於「《西洋番國志》」一文，伯希和指出，此書是由南京人鞏珍撰寫。他曾隨鄭和出使西洋，共歷二十多國。只可惜，此書散佚，正文未見，只可在《四庫總目》看到浙江所進的《讀書敏求記》內間接論說此書的文章。由於所載內容，謬誤很多，以致「茫無援據，徒令人興放失舊聞之嘆」；「《西洋朝貢典錄》」一文，是伯希和書着墨最多的一篇，幾佔全書一半篇幅。《西洋朝貢典錄》是一位名叫黃省會（字勉之）所著，估計初出時，只是一個手抄本，書成於一五二○年，而初刻本要待至一八○八年才出現。儘管流傳版本很多，但從無人校勘，只有西方漢學家兌溫達曾予註釋及羅克希耳的英譯本。伯希和有見及此，親為該書按條校正。舉例說，書內提及爪哇王的居所時，標明居所「周二百餘步」，馬歡《瀛涯勝覽》則作「周圍約有百餘步」，而張昇版本的《星槎勝覽》，卻誇張地寫成「方三百餘里」。據伯希和推敲，張昇所言，當然無理，而馬歡版本，似脫一個「二」或「三」字；至於實情是二百步抑或三百步，則難以決斷。
儘管一如馮承鈞所言，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確有不足，但始終很值得閱讀汲取。
為馬歡《瀛涯勝覽》校注
馮承鈞除撰書、翻譯外，亦為交通史籍校注，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為馬歡《瀛涯勝覽》校注。一九三四年，他為馬歡書校注完畢，在書前親撰長序。他在這篇長達十九頁的序文，扼要述及鄭和下西洋的情況。從永樂至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率兵將二三萬，「多齎金帛」，造大舶數十艘。單以第一次而言，共有六十二艘，第二次有四十八艘。
除此以外，馮承鈞在序裏基於歷史觀及愛國心，指出若以世界航海家而言，鄭和比狄加馬及哥倫布等早了幾十年，但西方史書只提及諸位西洋航海家而不言鄭和，實在不公！
另一方面，歷代以來，大家都對鄭和的宗教信仰存疑。他明明是回教徒，父親是去過麥加朝聖的信徒，為什麼後來歸皈佛教，並有「三寶太監」的名號。據泉州回教先賢墓文所記，鄭和在永樂十五年五月路經泉州時，曾在該處行香祈福。很多人認定鄭和改宗佛教。不過，據馮承鈞推定，鄭和並沒有放棄回教，皆因當時的中國回教徒，既可篤信回教，亦可兼奉佛教，這種「回佛兼篤」，於信仰上並無不悖。
下西洋為彰國威宣皇化
馬歡在自己所撰的《瀛涯勝覽》之內，除了一個短序之外，親撰一首七言的「紀行詩」，以紀其盛。詩云：「皇華使者承天敕，宣布綸音往夷域，鯨舟吼浪泛滄溟，遠涉洪濤渺無極……聖明一統混華夏，曠古於今孰可倫……歸到京華覲紫宸，龍墀獻納皆奇珍。重瞳一顧天顏喜，爵祿均頒雨露新。」由此可見，出海目的，是彰顯國威，宣揚皇化，而攜回的珍物，多不勝數，其間甚至把叛逆或不服皇令的土王押回京師。
單以馬歡所參與的行程而言，他就二十個所到過的國家，逐一紀實。例如，他對滿剌加（馬六甲）國有如下記載：「自占城（即占婆國，今位於越南）向正南，好風，船行八日到龍牙門（即新加坡海峽），入門往西行，二日可到。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遂名五嶼。無國王，止有頭目掌管，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両，否則差人征伐……」
《瀛涯勝覽》是研究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典籍，猶幸此書很容易在坊間買到，喜歡交通史的學子，實應捧讀。
馮承鈞所著，所譯，所校，當不止上述三款。平情而論，他對交通史的貢獻，比他所尊敬的向達以及方豪等學者更大，主要是因為他為西方擅於交通史的漢學家與中國交通史家及一般學子建立了一條學術橋樑，透過他的論著及譯著，我們了解很多關於西方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成果。
